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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么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必将能够得到解决

来源:新能源网
时间:2024-08-17 14: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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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么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必将能够得到解决【专家解说】:科技解决环境问题的有限性怎样呢?单纯依靠它能否完全解决环境问题呢?科技乐观论对此持肯定态度,而科技悲观论对此持

【专家解说】:科技解决环境问题的有限性怎样呢?单纯依靠它能否完全解决环境问题呢?科技乐观论对此持肯定态度,而科技悲观论对此持否定态度。谁是谁非,需要评判分析。
  1.资源消耗总量并不一定随科技进步减少
  每一种经济时代都将造就一批发达的民族和国家。原始自然经济时代,造就了四大文明古国;劳动力资源经济时代,造就了欧亚文明的发达;而现代自然资源经济时代则导致西方经济的崛起。有人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资源的利用率必将大大提高,对资源的消耗必将大大减少。信息技术的进步必将提高人类对知识信息的更多使用,从而减少对物质和能量资源的消耗。这些必将使得人类对资源的消耗大大减少。
  真的这样吗?否也。可以说,现在人类仍然处于现代自然资源经济时代,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不可避免。谁占有的自然资源越多,谁开发的自然资源越多,谁的经济就越发达。虽然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应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率,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会减少资源利用量。知识的进步增强了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使人类开发利用资源的力度、广度、深度、速度加强了,资源消耗增加了。况且世界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社会的兴起也使人类所耗资源日趋增长。
  未来的科技进步在推动新的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同时,也有可能减少资源的使用量。但是,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我们确实不能肯定人类未来的资源消耗必将减少。
  2.科技进步并不能使有限资源无限化
  有人认为:在信息社会,为国家发展提供动力并决定其在国际政治中所处地位的因素,已从农业文明的农产品、工业文明的化石资源转为智力资源一一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从依附于土地,以土地为载体,转为以人脑为载体,以人为中心。知识和技术已成为主要资源。由此,地缘政治理论将丧失它曾在历史上的主导性地位,而让位于新的“智缘政治理论”。
  智缘政治是指在信息社会中,各国视智力资源为国家实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和争夺,通过知识的竞争来谋求其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优势地位,即各国致力于科技的角逐。“因为高度发达的知识能产生新的材料、利用新的能源、使有限的资源无限化,因而各国对农作物及矿产资源的需求下降。这使得以夺取土地为目的的战争不再成为增加财富的主要手段”。
  不能说他们的看法一点道理也没有。在当今,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随着生产、技术、科学的相互作用由生产--技术--科学向科学--技术--生产的历史性转向,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明显缩短,成为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现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教育、人才、科技的竞争,谁能在教育上有所振兴,在科技上有所创新,谁就能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走上一条确实可行的强国之路。
  但是,知识在产品中的贡献率日趋增大,只是意味着资源的利用率在增强,利用同样多的资源和能源能够生产出比过去多的产品,并不意味着各国对农作物及矿产资源的需求下降,并由此引发地缘政治的丧失。今天,向工业社会或者向信息社会过渡,需要采用尖端科学和保护能源的技术,这自然有助于能源的节约。但是,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会“使有限的资源无限化”。目前节约资源、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技术主要应用于信息领域,而信息领域需要冶金、采矿、化学等传统工业部门的产品。加之,在人类所经受的一切巨大变化中,农田、森林、水和渔业资源的退化和衰竭将是未来几十年内社会动荡的最主要根源。自然资源的减少会造成巨大的恶果,不仅使现有的许多问题存在下去,而且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至少无法彻底解决。
  3.科技进步不能满足高消费对资源的消耗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增长、全球化的推进,消费主义的理念在东欧和中欧、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得到迅速的传播和发扬,由此导致全球消费浪潮的兴起,使得全球人均资源的消耗量有增无减。在世界范围内,自从20世纪中叶至80年代末,对铜、能源、肉制品、钢材和木材的人均消费量已大约增加1倍;轿车和水泥的人均消耗量也已增加3倍;人均使用的塑料增加了4倍,人均铝消费量增加了6倍,人均飞机里程增加了33倍。人均资源消耗的增加必然导致世界范围内资源消耗总量的增加。如果全世界都学西方,学美国,则地球上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储藏只够用3年、4年、1.5年,所有可再生资源将在40年内全部耗尽。这一点从世界银行环境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的研究报告中就可看出。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不减少那些显然是很必要的增长速率,并且允许发展中国家开始追赶,那么要控制全球污染、生态退化和动植物生息地的破坏率,工业化国家就应该立即停止他们的人均资源消费的增长,世界人口在这一时间内就应该不翻番,当前技术的环境性能在40年里应该提高20倍。
  这充分说明,如果没有消费社会物质欲望的减少、技术的改变和人口的稳定,人类就不能拯救地球。虽然科技的进步可以延缓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年限,可以寻找到替代原有资源的新资源,可以增加可再生资源的数量,但是不能改变人类对资源需求量的日益增长,不能改变人类对资源的日益强烈的需求渴望。科技的进步所减少的资源消耗量远远不能弥补人类出于物欲对资源需求的增加量。地球承担不起消费社会的消费。
  4.科技进步不能解决由其他问题引起的环境资5g问题
  产生环境问题的原因集中起来有人口、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科学技术四种。由非科技因素引起的环境问题可以由科技进步来解决。但是,单纯依靠科技进步是不能完全解决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环境问题的。在此以人口为例,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人类可以找到一些资源的替代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危机。例如对于能源的减少、石油的短缺,我们可以利用能源保护和建造更有效的机械设备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也可以找出可替换、可更新的能源去弥补。但是,只要世界人口继续以指数增长,那么,单靠技术进步并不能解决资源问题。
  我们前瞻性地探讨一下氢能源的利用情况。假定在不远的将来,热核聚变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至于重氢能够被用作产生原子能的燃料,那么,如果世界人口保持不变,并且以现在的强度消耗能源,海水中的重氢将提供人类使用100万年。有人甚至给出了更大的数值。但是,如果世界人口以每年1%(现在1.33%)的速率增长,即使每个人所消耗的能源与以前一样多,那么,上述100万年燃料的储存也将在920年内用完。
  从100万年到920年,表明了人口指数增长对能源使用年限的巨大影响,尽管1%看起来不是一个大数字,但是,按照人口指数增长公式,它意味着每79年人口将翻一番。这样经过920年的翻番,人口的数字是巨大的。
  有人会说,你这里没有考虑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依靠科技进步,人类完全有可能使得每一个人消耗的能量只有以前的一半。这难道不会大大延长能源的使用时间?真的不会?通过计算可以回答。假定人口仍然以不变的速率增长,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降低能源的消耗,在经过一个类似的计算后,得到了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海水中的重氢只能使用990年。
  990年只比920年多70年。效果不明显,说起来不太令人相信。但是,情况确实如此。这一结论可以普遍化。假定人口以n年翻一番的指数增长,即使每个成员削减一半资源的消耗量,那么资源的使用寿命也将仅仅延续n年。
  这表明单纯的技术进步对于解决能源危机效果不大。只要人口以指数形式增长,那么,资源的永恒以及人类价值的永恒之塔将会倒塌。
  说到这里,有人会说你这里只是举了核能的例子,可利用的替代能源、可更新能源很多,如太阳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对这些新能源的开发应用,肯定能够将人类从能源危机中解放出来。答案并非如此。经过类似的计算将会发现,如果不减少人口的增长率,那么,其他能源的开发利用也只能满足人类使用有限的年头。
  人口数量呈指数增长,控制人口将是一个比技术进步对解决能源问题更有效的方法,更先进的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也表明:由其它因素如人口、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等产生的环境问题不能用科技完全解决。
  因此,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是减少人口增长率。假定我们将人口增长率从1%减少到0.5%,并且假定每个人口的能源消耗保持不变,那么海水中的重氢的使用寿命从920年增加到1700年。1700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也仅仅只是一个小片断。我们已经经历了6000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我们还想拥有更长的人类发展史。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还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工作。
  5.科技应用会产生新的环境问题
  从以往的历史看,科技应用产生了环境问题。从现在和未来的一段时间看,科技的应用肯定还会产生新的环境问题。其理由是:从科技开发和利用的目的看,它主要地是为经济服务的,而不是为生态环境服务,这必然导致科技发展应用的经济合理性和保护生态的不合理性。除此之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以及保证科技未来的应用尽可能少地产生环境问题,人们发展了环境科技。但是,环境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只是科技发展和应用的一个方面。它不可能涵盖以及超前于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它本身也不可能完全解决由科技引起的环境问题。这一切必将形成一个产生环境问题,解决环境问题,再产生环境问题,再解决环境问题……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6.科技应用对环境影响的延迟效应
  所谓延迟效应,“就是事物的产生与其影响显露之间总会间隔一段时间”。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科技应用对自然的破坏上。如DDT是于1874年合成的,1939年发现它具有杀虫特性,1942年投入生产使用。在使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没有表现出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发现它对环境和人类会产生危害。当DDT被喷洒到田地中间,其中一部分蒸发,随空气落回土地或海洋中。一部分DDT被浮游生物吸收,浮游生物又被鱼吃下去,这些鱼又被人吃下去。在这过程的每一步,DDT毒性都因为吸取过程而降低,因而对人造成的伤害也不大。但影响较小并不等于没有。如果DDT在人体内不断聚集,毒性就会日益明显,就会严重损害人的内脏系统。
  这种延迟效应一方面不可能使人在科技应用的短时间内就意识到它的环境危害,增加了人们认识科技应用所产生的环境负效应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在意识到这种危害时采取各种措施控制环境破坏的难度。如影响臭氧层的氯氟烃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被广泛地使用着,1974年关于臭氧层遭受它的破坏的论文才发表,也使人们对它的危害第一次得到认识。过了13年,蒙特利尔协议才签订。从协议到伦敦的加强执行又过了13年。至于把氯从平流层中完全除去还需要一个世纪。这表明科技产生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问题解决的长期性、艰巨性。
  7.环境科技应用的成本增加
  科技能否解决环境问题还与科技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成本有关。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科技应用于自然、获得自然资源和生产新产品的成本在逐渐减少,但是,由于“某种技术的利益越是强大和深远,那么它失败和误用后的附带效应很可能越严重。某种技术可从无序中产生的结构越多,那么它的产物离热平衡就越远,要去逆转相应的过程就越困难”。而且,随着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于自然中的一些资源如金属矿石的含量就要减少,从而导致从矿藏中提炼金属所需的能量随着金属含量的下降而急剧增加。而开采这一矿物所产生的废物量急剧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同样多的产品需要更多的能源和产生更多的废弃物。而且,对于废弃物的处理,随着环境标准的提高,对废弃物的处理成本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废弃物处理的实践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里可能有人要问:环境标准的提高不是无限的,因此,对废弃物的处理成本就不是无限增长的。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对于有些污染物,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污染总量的加大,对环境标准的要求将会越来越严格,从而也使治污成本上升得很快。况且,从污染物的总量看,有时是需要对污染物进行彻底清除的。如对于一个城市的大气质量,应该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有利于人类和生态的标准。它对该城市中的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物的总量有一个限定。如对于汽车尾气的排放,当汽车的数量增加一倍时,就必须把每辆汽车排放的污染物减少一半才能保持以前的空气标准;如果汽车数量翻两番,那么,就要减少75%的污染;而如果要翻三番,则需要减少87.5%的污染。而这时的减少污染的成本就非常高了。这也是科技进步不能完全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8.科技应用受到其它因素限制
  科技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仅仅是工具,它们能否应用于环境保护,怎样应用于环境保护,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人们就会开发出什么样的科技,或将已经开发出来的科技用于什么样的目的。从这一角度看,如果人类仍然抱着征服自然的态度,在一个有限的星球上作无限的物理扩张,就必将导致生态环境危机。相反,如果人类让科技服务于可行的并且可持续的目标,则科技又可帮助人类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使得他开发采用能给他带来更大剩余价值的技术,否则该项技术非常有利于环保而不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也不会开发并且应用。既然如此,最好的技术应是既能带来更高的剩余价值也能带来更好的环保效果的技术。它应用于生产既可实现社会生产的经济合理性,也可实现社会生产的”生态合理性”,达到两全其美。不过,在现实中,可持续技术并不是依据市场经济逻辑开发的,往往在经济上并没有优势,不会被产品生产者所采纳。因此有必要考察市场经济体制下采取什么方法,迫使企业采用可持续技术作为生产手段。
  不仅如此,环境伦理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选择和限制规范的作用,推动科学技术朝向有利于“人——自然”关系协调、持续、稳定发展的方向迈进。科学技术是多种多样的,对此必须进行价值选择。对于那些对环境有巨大的破坏性作用,阻碍了人与自然协调进化的科技系统,即使其经济效益再好,也应加以禁止;对于那些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在环境的容量之内,又产生了一定经济效益的科学技术可以发展;对于那些既能产生较好的生态效益又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的科学技术应该大力发展;对于那些科研成果尚未完全成熟或其科研成果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清楚,而且一旦出现问题其环境风险又比较大时,科学家以及公众的道德良心将会促使他们采取措施,暂停此科技项目的研究以及禁止它的使用。
  上面的论述表明,科技解决环境问题是有限的,科技应用于环境保护还需要有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保证。“尽管科学家和技术员的工作对于解决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难题自身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它们是典型的社会问题,其根置于文化倾向的长期的稳定的发祥地上。因此,如果我们不将对它们特性的科学分析,对它们的社会、文化、行为起源的适当理解以及用于解决它们的制度结构结合起来,那么,环境问题的解决注定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