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善事的故事

潘石屹做过很多与慈善有关的事情，但是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十年前与一位白血病患者的接触。那时候，他的事业才刚刚起步，突然收到一封白血病患者的求助信，信中提到由于没有治病的钱而打算放弃治疗了。潘石屹被这份字体俊秀、内容真诚的信打动了，立即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和一部分积蓄捐给了那个叫朱晶平的病人，还动员了公司的副总一起捐款。  令潘石屹意想不到的是，朱晶平竟然因此而完全康复，还上了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当众感谢潘石屹。节目播出之后，潘石屹的办公室几乎成了“白血病求助中心”，每天大量的求助电话和来信，让潘石屹应接不暇，也难辨个中真假。直到近年，潘石屹与一家专业的治疗白血病机构合作，捐款500万，希望能让更多的身患白血病的儿童活下来。  潘石屹认为做善事固然需要物质支持，但更需要的是慈善、被感动的心。他很气愤那些打着各色名号为自己谋私利或名声的行为。他说：“我做善事有两点，一是救急不救穷，二是关注教育事业。每一次我做善事都感觉到心灵的净化。” 马艳丽：命运不公平，但我们要尽力  5月10日下午，马艳丽一身素雅的白色装扮，来到炎黄艺术馆，作为幸福工程的形象大使，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幸福工程”摄影展开幕式。  这个工程针对的是贫困母亲，非常贫困的母亲。看见照片上那些黑白色的凄凉，马艳丽的一位好友泪流满面，扑到她的怀里。同来的许多女明星也是母亲，心酸之余纷纷坦言，自己何其幸运。他们商量，今年要组织一次西部行，去看看那些母亲们。不是母亲也不是父亲的吴若甫，也忍不住表态，说要一起去。  还好，照片里也有彩色的现在——接受了幸福工程帮助之后脱贫的母亲们幸福的表情。这个工程不是单纯地接济了事，而是给这些母亲无息贷款作资本，然后帮她们找到一条可以谋生的路径。  “其实在我做幸福工程的形象大使之前很久，就一直留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因为我也是穷孩子出身，知道那种日子的滋味，所以我特别同情那些因为命运的不幸而贫穷的人。”  她还记得，有一年去云南西双版纳义演，从昆明开车过去，途经一个贫困县，看到路边一个非常美丽的年轻女孩，竟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手里抱着一个，地下还拉着两个。”人们为她停了车，所有的人都因她的美丽和贫困而深深触动，纷纷解囊相助。马艳丽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给她，甚至还跑回车里，把能找到的现金都拿了出来。  “如果她有幸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凭着那样的天生丽质，说不定都能当上明星或像我一样的模特，可命运就是这么不公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尽力。”今年的西部行虽然还没有完全计划好，但我们知道，她是一定要去的。  最后她提起丈夫，一直低调但是坚定地支持着自己，像这次展出，很多朋友和参与者就是他拉来的人脉。他曾经笑言，“马艳丽，你最适合做这件事，因为我一直觉得你身上有种母仪天下的气质和凝聚力。”王秋杨：坚持做下去，应该会有好结果  位于西藏西部的阿里是一个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的地方,从拉萨到阿里首府狮泉河最近的路线也有1600公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很多路段都是没有修过的路基和荒滩。每年11月到来年5月大雪封山,阿里便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代名词。  王秋杨对阿里的感情不是冒险家对目的地的征服之情，而是游子对心灵故乡的深深情义。 “我前世好像是西藏人”王秋杨说到，“在阿里我会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真实的存在。”2003年王秋杨在西藏阿里地区投资500万建立两所小学，2005年有着太阳能浴室的小学在喜玛拉雅山边建成。  西藏地广人稀，牧区没有固定的医疗点，阿里地区全年只有几个月的通车时间，很多人没办法看病。王秋杨登山经常路过一户人家，第一年，那家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快乐地和他们打招呼；第二年他在咳嗽，第三年他的家人告诉王秋杨他已经死了。亲人微笑地说到他的死亡，神情纯真得好像那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从那以后，王秋杨每年去阿里登山都会背个装满常备药的大箱子。  一个晴朗的六月天，背着药箱的王秋杨正站在草地上在给一群藏民分发药品，突然，一个老年藏民拉住她的手，在她手里放了一个小铜牌，上面写着L154。原来这是两年前一个下乡医疗队发给他的排队看病牌，但医疗队还没有看到他就走了，老人则一直保存着铜牌。  于是她启动了乡村医疗队的计划，从当地的牧民选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送到城市的医院或学校集中培训，有了基本医疗能力后返回当地，并为他们提供摩托、马匹、药品，完善医疗体系，让危重病人能通过这些乡村医生的指导转入足够治疗水平的医疗机构。另外，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王秋杨还有个心愿，就是协助阿里地区培养女性助产师，帮助那里的产妇们。  王秋杨所在的今典集团决定每年拿出500万给苹果基金用作在阿里地区援助教育，“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下去，十年下来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李静：善心不只对陌生人  十年前，李静就已经开始利用自己的媒体资源做善事了。当时她是电视栏目《心连心》的主持人兼导演，她会在每一期节目里说服一家企业为一个贫困地区捐赠十万元建立一所希望小学。每一期，她都会亲自先到贫困地区视察当地状况，然后抓住一切机会动员她所遇见的企业人士，并把他们带到贫困地区“受教育”。所有被李静游说捐资助学的人，最终都会热泪盈眶地慷慨解囊。在李静的努力下，为期三年的电视栏目已在全国十多个贫困地区捐赠了希望小学。  由于自己曾亲身发起和经历了这么多慈善助学活动，李静从来不拒绝慈善活动的邀请。但她近年来不再组织有形式感的慈善活动了，而是把慈善作为日常的生活习惯，关心和帮助所有的弱者，不管是陌生人还是身边人。李静认为：“慈善的心和行为不能仅仅针对贫困的陌生人，如果仅在捐款活动上对陌生人慷慨而对自己身边的人吝啬的话，那根本不能算真正的慈善。”余彭年：84岁的光明使者  凌晨两点，深圳的那座标志性的建筑物——希尔顿彭年酒店里，一位84岁老人仍在办公室里仔细地审阅着“光明行动”的文件。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第一个专职慈善家”的余彭年，原彭年酒店集团的老总。  他把自己的彭年酒店业务交给希尔顿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管理，并将彭年酒店这座价值20亿的建筑捐给了慈善事业。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每天从早上七点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从“光明行动”初期与各个省份谈判、签约，到最后的资金到位、手术进行，他事必躬亲。  “光明行动”是余彭年在2003年为帮助白内障患者而启动的计划。该计划将用5年时间耗资5亿元人民币，对内蒙古、西藏、宁夏、甘肃、吉林、广东、湖南等9个省、自治区的贫困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治疗。而到现在，“彭年光明行动”已经治疗了白内障患者10万余例，远远超过了余彭年当年的计划。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许多人都帮助过我们。”父亲对他说：“将来一定要好好地帮助别人。”这句话多少年来一直回响在他心里。他曾因白内障一度失明，经过治疗重获光明后，他想到了其他同样失明却没钱治病的人们。  与其他慈善家不同的是，余彭年总是会很坦率地讲出自己在行善中的一些感受和看法。 “好事难做，我们做好事遇到不少困难和不可想象的麻烦，甚至吃力不讨好。”这是慈善家的烦恼。他曾捐赠过10辆三菱进口救护车，却被某个别领导改装成个人专用车，他既气愤又无奈：“我不是暴发户，我的钱是辛辛苦苦用双手赚回来的。”于是他将车悉数要回，再捐赠给其他医院。近年来，余彭年还一直试图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和监督慈善事业。  “我要在中国起个带头作用，”余彭年说，“做善事不是为了榜上留名，只要真有效果，把捐赠物送到最需要的地方，我就很开心。”人到无求品自高，助人行善是快乐之本——这正是余彭年所追求的生命境界濮存昕：他们不可怕，他们需要帮助  2001年初，濮存昕在中国青少发展基金会设立了“濮存昕爱心公益基金”，主要用于帮助贫困的艾滋病家庭以及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数周内，濮存昕“写”了45万封信，在上海发出，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艾滋病致孤儿童”募捐。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向“爱心基金”注资40余万元。  2002年，因为担当了“宣传艾滋病形象大使”加上本人在预防宣传艾滋病领域做出的贡献，濮存昕被评为当年的“感动中国十大杰出人物”。美国爱心基金会还在2005年10月24日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濮存昕一直对艾滋病现状十分担忧，“它一定会流向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果不从你我做起，采取干预措施，很可能造成大范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迅速转为艾滋病人。”  除了宣传活动，他还努力改变艾滋病人受歧视的现状。他和艾滋病病感染者一起包饺子，一起吃饭，向大众亲身证明艾滋病人并不可怕，而且他们需要帮助。  濮存昕在公共场合多次直言道，监测出的感染者仅仅是“冰山一角”，绝大多数感染者都没有以真名接受检测，或者根本就没有检测，拒绝公开身份。“不能完全怪他们，是社会对艾滋病人及感染者有太深的歧视。”郎朗：让音乐与慈善结合  钢琴家郎朗有着许多耀眼的头衔，不过他特别珍惜这两个：  2004年5月20日，郎朗在纽约被委任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亲善大使，成为第一位担任此职的钢琴家。  2005年10月9日，华盛顿举办“中国文化年”期间，郎朗应布什总统邀请，在白宫举办专场独奏会。布什总统向他授予“世界和平使者”的称号。  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贝拉米在宣布这项任命时说：“郎朗是儿童基金会最年轻的亲善大使。邀请郎朗担任亲善大使，是因为他具有与听众做心灵交流的独特能力，并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增加古典音乐的青少年听众。”  郎朗对于慈善的头衔深深感激：“音乐就像一种语言，世界的语言，它将人们彼此相连，也连接着彼此心灵的感应。我认为接近孩子的最好方式就是为他们演奏音乐，用音乐打开他们的耳朵和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