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专家解说】：美刊《每月评论》2007年2月号刊登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题为《生态的破坏》的文章，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具有的失控性正将自然界推向毁灭的境地，作者引用了很多环境研究著作证明了这一点。作者还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仅包括社会关系的转变，还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人与自然的代谢关系必须保持平衡，这一点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很少认识到。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我希望通过提到1969年吉洛·彭特克沃的电影《燃烧》来说明什么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彭特克沃的伟大的电影能够被看作是能够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生态状况的寓言。故事发生在19世纪早期一个叫做“燃烧”的虚拟的加勒比海岛。我们从第一个场景中可以知道这个岛的名字来自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葡萄牙殖民者为了征服当地的土著居民，竟然放火烧了整个岛并且杀了岛上的每一个人，之后又从非洲运来新的奴隶开始种植新的农作物——甘蔗。 电影接着展现了十年之后，1848年“燃烧”岛再次发生了由琼斯·德洛里斯领导的起义。 英国的军队开始打击发动无情游击战的起义者。为了打败他们，沃克先生下令烧毁岛上的所有的种植物。当英国在当地的蔗糖商们提出反对时，沃克解释说：“这是利润逻辑学……。建设是为了赚钱，但有时为了赚更多的钱或继续赚钱就要摧毁它。”他提醒这些干涉者，这个岛就是这样得到这个名字的。这个岛的自然生态必须被毁灭，在此基础上可以剥削劳动者一百年或更多年。 这个寓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与自然界的关系。约瑟夫·熊彼特曾经赞扬资本主义为“创造性的破坏”。但是这应被更好地看作是这个系统具有毁灭的创造性。资本对基于阶级的资本积累渠道的不尽追求继续要求破坏已存在的自然状况和早先的社会关系。阶级剥削、帝国主义、战争和生态的毁坏不是资本主义史上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的本质的特点。进一步讲，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这种破坏性的冲动会转变成伊斯特万·梅扎罗斯所提出的破坏的失控性，这是资本的最终命运。破坏的不仅仅是生产条件也是生活本身。今天，很显然这种破坏的失控性已经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世界显著的特点，而且总体上也是整个星球的特征。 地球峰会：1992—2002 生态破坏压倒所有问题似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年代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正威胁着我们的生活以及生存能力。关于生态问题迄今为止已经召集了两次世界首脑会议：一次是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一次是2002年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 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会议，希望人类能够超越国界走到一起解决全球的生态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生态危机开始进入公众意识中。突然出现了和人类有密切关系的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物种日益灭绝，而这种破坏不断升级是我们破坏我们行星生态环境的结果。1988年6月，詹姆斯·汉森，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主任，在美国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之前就论证了由于过多地在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和温室效应使全球变暖。同年，联合国建立了新的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关注全球变暖。一个新的世界一统的意识形态主导着里约热内卢高级会议。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同年的苏联解体引出了喧嚣一时的“新的世界秩序”和“历史的终结”等说法。也就是说，世界已经一统。蒙特利尔草案限制臭氧化学品产品的生产，似乎证明了世界经济大国可以一致地面对世界环境的威胁。世界高层会议选择的地点，巴西，亚马逊河的故乡，意味着是峰会要挽救世界生物的多样性。高层会议的主要文件，著名的21世纪议程，就是要在21世纪开始可持续发展的新纪元。 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峰会，和第一次峰会的基调相比大不相同。里约热内卢的希望让路给了约翰内斯堡的沮丧。远不是十年的改善，世界的环境在遭遇更快速的破坏。我们的星球已经接近灾难性的状况，不仅是全球变暖，而且还出现很多其他的问题。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已经转变成不顾任何生态成本的可持续资本积累。 华盛顿拒绝批准禁止排放影响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的京都协议，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生态帝国主义的标志。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拒绝参加首脑会议。就在约翰内斯堡会议正为世界生态的未来争论时，布什政府却正威胁要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以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但约翰内斯堡的世界生态学家们已经认识到真正的原因是石油。 事实上，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的十年已经形成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垄断资本转化为全球垄断金融资本，世界经济已经见证了1994年保罗·斯威齐所称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胜利”。20世纪末，资本主义比以前更加贪婪地掠夺。世界生产停滞。随着苏联的解体，加上美国的霸权日渐衰退，美国便日益想用军事武力去重新恢复经济和政治的霸主地位。 我们星球的毁灭 第二次首脑会议过去了大概五年时间，要把对地球本身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和帝国主义战争分开已经日益困难了。当美国为了控制最富有石油的地区而发动帝国主义战争时，地球的生态正在经历快速的衰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全球变暖。同时，根源于新垄断金融资本统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经济福利，而且在某些地区也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例如清新的空气，可饮用的水和充足的食物。 比尔·麦克吉本（Bitt Mckibben），《自然界的尽头》的作者，2005年11月17日在《滚石》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说到“辩论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进入非常糟糕的全球变暖阶段。我们现在知道要完全逆转全球灾难已经太晚了，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尽量地控制和尽量地减弱灾难的程度。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原因是“世界有许多机制引发糟糕的连锁反应”。 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盖亚假设的最著名的创始人——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盖亚的复仇》中，已经估计到，基于一连串的意外的连锁反应，地球的前景是严峻的。洛夫洛克着重提出了许多正反馈机制，这必将放大全球不断变暖的趋势。气温升高将破坏海洋海藻和热带森林（除了对热带森林的直接破坏外），从而破坏海洋和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使全球的温度进一步升高。北极的冰冻带解冻释放在空气中的大量沼气（威力是二氧化碳的24倍的温室气体），将导致气温恶性螺旋形上升，同样的不祥之兆是，极地白色的冰溶化变成蓝色的海，也将提高地球温度。 洛夫洛克的大变动观点认为地球温度已经到了不能回落的地步，并且一定会在温带地区上升摄氏8℃。他指出，“即将到来的气候转变将是很可怕的——非常热，当今诸多生物中只有少数可以生存下去。”他指出唯一的、部分的拯救办法是：利用全球核能设施的扩建作为释放二氧化碳的的化石燃料的替代品。这种想法简直就是浮士德式交易，它将自己给自己铺就去地狱的路。 洛夫洛克的担心没有那么容易消除。詹姆斯·汉森，为了引起人们对于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最近发表了他自己的警告。在一篇《行星受到威胁》的文章中，他指出动物和植物都在迁徙以适应气候的变暖，高山物种正在从这个星球上消逝。他强调，我们要面对的情况可能和地球早期的气候变化灾难一样，那一次灾难中大概50%至90%的物种都灭绝了。 汉森说，人类现在面临的气候变化的最大威胁，和格陵兰岛、南极的大冰原的不稳定有关。也就是低1℃，使今天的气候和几百万年前海平面16英尺高时的温暖的间冰期大相径庭。而这个世纪的气温将很可能上升大约2.8℃，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三百万年前地球温度升高到这个程度时的情况判断，可以导致海平面上升80英尺。汉森说，我们最多只有十年，不是十年做出决定而是十年去改变温室气体释放的去向，——如果我们想预防这种必然的危害结果发生的话。 关于全球变暖将给我们带来极大程度的危机不再有任何争论。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要懂得这只是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危机的一部分。全球的生态危机整体是由我们同时要面对的相互关联的危机组成的。在我1994年出版的《脆弱的地球》中，我简短地陈述了其中的一些： 人口过剩，臭氧层的破坏，全球变暖，物种的灭绝，遗传基因多样性的消失，酸雨，核污染，热带森林的采伐，湿地的毁坏，土壤的侵蚀，沙漠化，洪水，饥荒，对湖水、溪水、河流的掠夺，地下水的减少与污染，浅海水域和三角洲区域的污染，珊瑚礁的毁坏，石油溢出，捕捞过度，大量的垃圾，有毒的废物，有毒素的杀虫剂和除草剂，城市的拥挤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 今天，地球上的每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都遭到了破坏。环境正义话题正成为各地最迫切的事情。这个事实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积累没有任何限制。在这种致命的冲突中，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社会统治的手段。因此资本强行实施毁掉地球的策略。全球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这是快速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控制的破坏性的结果，资本无法无天，只知道无限制地进行指数式扩张。 超越现状 处于主导地位的解决办法即那些和统治意识形态相关的方式只强调最小的改变，这将使我们无法摆脱困境。在我们关注日益增加的全球变暖的威胁时，我们被告知：更好的解决办法是更好的燃油和更好的燃烧排放标准，氢动力汽车的面世，阻止二氧化碳释放进大气层，改善资源保护，自愿地减少消费。环境政治科学家关注建立新的环境政治体制，包括政府和市场的新规范。环境经济学家关注允许污染许可证交易和将所有环境因素融入市场，以确保它们可以在市场中得到有效的利用。一些生态社会学家（本人研究的领域）谈论生态现代化：绿色税收，绿色规制和新的绿色技术，甚至是绿色化的资本主义本身等等。未来的预测家们描述了一个新的科技世界：数字化和非物质形态的经济将使国家对资源的依赖不可思议地减轻。然而在所有的观点中，只有一个是不变的：“一切正常”的基本特点根本没有改变。 的确，所有这样的分析都故意回避的事实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基础的“一切正常”意味着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它根据利润和积累逻辑运转。此外，很少有人认识到，霍布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事实上必然导致对自然的全面战争。因为技术总是不可避免地用于推进阶级战争和扩大经济规模，因此在理论上新的技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每当社会反抗对于资本扩张施加障碍时，答案总是用新的方式更加密集地去开发自然资源。引用彭特克沃的《燃烧》中的话就是，这是利润的逻辑学……建设是为了赚钱，但有时为了能继续赚钱或赚更多的钱必须去毁灭。 具有讽刺性的是，这种资本主义对于环境的破坏关系在19世纪就却被得到了更好的理解，——那时，社会分析家清楚地知道现代生产方式发生了怎样的革命性变革以及它怎样转变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态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许多激进的社会生态学家们从马克思和19世纪一些激进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批判中吸收了三个相关的观点：1）生产的单调；2）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3）代谢断层。 这些当中首要的是生产的单调，他们把资本主义描述为无法停止的加速的单调生产，这种单调生产不断地提高能量和原料的投入，以此来追求利润和积累，因此给地球的吸收能力施加很大的压力。马克思写道，积累，积累，那是资本的摩西和先知。 第二个观念，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是，资本主义除了生产和分配的阶级不公平导致的经济基本矛盾外，也破坏了人类经济发展最终依赖的自然条件（即环境条件）。 第三个概念是代谢断层，它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这样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就出现了，——这不仅涉及经济规模的可持续问题，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涉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在形式和强度上的可持续问题。 我将重点论述第三个观念，代谢断层，因为这是社会生态学三个概念中最复杂的一个，同时也是我本人研究领域的焦点，特别是在我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马克思受到他那个时代主要的农业化学家——贾斯特斯·李比希很大的影响。李比希已经论述了生态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农业之间的矛盾。他说，像这样的工业化农业在19世纪的英国已经有了最发达的形式，它是一种掠夺的形式，使土壤耗尽肥力。食物和纤维从乡村向城市运输了几百甚至是上千英里。这就意味着土壤中的基本营养，氮、磷、钾也同时被运走。不但肥力得不到回收，这些土壤的基本营养还污染了城市，例如，伦敦的泰晤士河退化了。土壤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因此遭到破坏。 为了解决土壤肥力消失的严重问题，英国人袭击了拿破仑的战场和欧洲地下陵墓，收拾尸骨，以此来给英国乡村的土地施肥。他们也从秘鲁的海岛上大量进口海鸟粪和从智利进口硝酸盐（太平洋战争后智利占领了秘鲁和玻利维亚拥有丰富的海鸟粪和硝酸盐的地区）。1956年至1903年美国派出船队在各大海洋中搜索海鸟粪，最终掠夺了94个岛屿、礁石滩和暗礁。66个正式成为美属领地，直到今天还有9个被美国占领着。这反映了19世纪资本主义农业的危机，20世纪人工合成氮肥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过度使用氮肥又成为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在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危机的反思中，马克思采用了已经被生态学家和化学家包括李比希引入的代谢概念，并且将它应用于社会生态关系中。所有的生物都依赖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马克思明确地将劳动的过程定义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性的相互作用。说到生态问题，他说，在相互依赖的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存在不可挽回的断裂，导致土壤再生产的必需条件持续被切断，进而打破了新陈代谢的循环。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所有财富的原始源泉——土壤和工人，虽然它发展了技术和生产社会过程的结合程度。 马克思看到这种断裂不仅存在于一国之中，也存在于帝国主义制度中。他写道，英国已经开始间接地出口爱尔兰的土壤，甚至没有给予耕种者解决土壤成分耗尽问题的手段。 新陈代谢断裂这个原则很显然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并且事实上已经被许多生态社会学家应用到分析近几年的全球变暖和世界海洋的生态破坏等问题上。然而很少被认识到的是，马克思已经从新陈代谢断裂这个概念推进到新陈代谢恢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从更高的社会生态观点来看，土地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将会显现出和一个人拥有其他人作为私有财产一样荒谬。甚至社会、国家，或者是同时存在的所有社会放在一起也不能拥有这个地球。他们仅仅是所有者，是受益者，而且作为良好的家长，以改良的状态把它遗留给自己的下一代。 换句话说，马克思把目前的人类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奴隶制度。就像一个人拥有其他人作为私有财产不再被接受一样，因此如果土地、自然被人类甚至是国家所拥有的话，就一定需要超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需要协调发展以保证它以改良的状态遗留给自己的下一代。马克思指出，人类与生产必须建立更加彻底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以符合我们现在将之看待为生态学的而非经济的规律。他强调，自由，在自然界必然的领域，仅仅这样才能存在：社会化的人，相关联的生产者，理性地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将它置于他们集体的控制之下，并用最少的能量来实现它。 资本主义破坏性的难以控制性，导致它要毁掉整个地球来取得阶级/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今天，少数几百人的财富加起来就要多于世界几十亿人的收入。为了维持全球这一不平等的体系，一个全球性的强行压制系统已经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地破坏性地开发地球的系统，例如现代农业综合体，也发展起来了。 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惟一办法就是改变我们的生产关系，以达到新陈代谢的恢复。但是这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彻底决裂。 今天拉丁美洲再次觉醒于玻利瓦尔和切·格瓦拉的革命精神。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一点我们以前很少认识到，社会关系的革命性转变，必须伴随一种我们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转变。平等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共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