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儿女为国争光的故事

热心网友：杨振宁说：“崔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虽然不出乎物理学界的意料，仍然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欣。我相这是所有裔人士的共同感受。”杨教授还说：“华裔科学家获生理医学诺贝尔奖应该是不久以后再度引起我们极大欢欣的新闻。”那么，“为什还没有获奖的专业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出现？我的看法是：这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基科学前沿发展极快，要赶上去，而且要超越世界级的研究中心，不是容易的事……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出可获得诺贝尔奖的专业我想应该是20年之内的事。” 1998年10月3日，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崔琦荣膺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继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第六位获得诺贝尔奖殊荣的华人。崔琦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可是，他并不是出身书香门第，而是来自一个贫苦农民家。他的祖籍是中国河南省宝丰县范庄村。由于家境贫寒，早年他与三个姐姐为了谋生，便来到香港。崔琦靠助学金读完了中，又靠公费赴美深造。大学毕业后，他进入贝尔研究室，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孜孜求，终于攻下科学堡垒，成为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 穷人之子志不穷 小小年纪露峥嵘 1939年的一天，在中国河南省宝丰县范庄村一名男婴出生在崔家，他就是崔琦。崔琦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名叫崔长生，母亲名叫王双贤。他们以土地为生，辛苦一年不得温饱，崔长生还不得到邻近的郏县景家洼煤矿，靠背煤卖煤维持生计。 崔琦刚刚断奶就被送到舅舅家里，他和三个姐姐都是在舅舅家里长大的。由于崔琦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父母对他疼爱有加，希望他上学读书，将来有出息。崔琦和他的三个姐姐都是在舅舅家里读书。他们有三个舅舅，大舅王志环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在河南郑县牺牲。在舅舅们的资和熏陶下，崔琦才得以完成学业。宝丰解放后，崔琦回到自己家里。 崔琦在父母身边生活的几年间，不但帮助父母操持家务，而且还下田干活。拔草，收割，扬场，样样农活他都会干。然而，最让乡亲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是，2岁的崔琦就当了村小学校的代课教师。当时由于崔琦的个子矮，他上课时，只能在黑板的下半边写字。而那时，小学校里只有两个教师，所以崔琦只好各门功课都要教。崔琦又样样在行，语文、算术、常识、体育、美术、唱歌等课程都讲得井井有条，清清楚楚。 当时，除教学外，崔琦还经常带领学生搞宣传，不管演什节目，崔琦总是粉墨登场：他字正腔圆，演什么角色像什么角色，人人都说他演得好。最让乡亲们赞叹不已是，崔琦有惊人的计算能力和超常记忆力。土地改革时，村里丈量土地，别人都是量一下记一下，崔琦量几块地也不记录。量地的负责人问他：“琦，你怎么不记？”崔琦说：“你只管量吧。”崔琦用的是心记，等量了好几块后，他一下就说出来了各块地的准确数。老会计拿外号“一杆旗”地块来考验崔琦，而崔琦计算的亩数一点不差，他不禁对崔琦的计算能力心服口服。 崔琦的母亲对儿子的教育特别严格，有一件小事，迄今村子里的乡亲还记忆犹新：那年天，有户种瓜人家的瓜丢了，说是崔琦偷的。崔母知道后，愣让崔琦在院子里跪了半天，不少人讲情都不行，直到崔琦说“以后再不偷了”，才让他站起来。其实崔琦没偷瓜吃，是丢瓜的那一家认错人啦。这件事说明崔母教子是多严格！ 父母远见卓识 培正引以为荣 崔琦的父母虽然大字不识，但有远见卓识，他们坚持让自己10多岁的儿子远离家乡，外出求学。其时，崔琦的3个姐姐均在香港，崔琦远离父母，投奔姐姐，姐弟四人，无依无靠，在港辛勤谋生。崔琦于1952年就读香港培正中学中二，并于1957年中六毕业。50年代的培正中学还是一所私立中学，学昂贵，令家境贫寒的崔琦无法自己承受。但刻苦聪明的崔琦每年都获得奖学金，使崔琦在自助人助的情况下读完了中学。 现为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务长的蔡子平博士是崔琦的同学，他说，崔琦在中学读书时，不仅物理成绩特别突出，而且中英文和化学成绩亦很优异；同时他的歌声特别悦耳。 培正中学校长郑成业说，崔琦获得诺贝尔奖，是香港人的光荣，亦是校培正中学的光荣。他还说，他代表培正中学向崔琦致送祝贺信，并向学生宣布这个好消息，希望学生能以崔琦作为学习的榜样。 崔琦从培正中学毕业后去美国深造，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科学的路上探索，终于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958年，19岁的崔琦由香港赴美国伊利诺斯州奥斯塔学院深造；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因出色的学习成绩和科研能力，1968年他被世界著名的美国贝尔实验室录取从事研究工作。在那里取得一个又一个突出的成绩，其中包括因之荣获诺贝尔奖成绩。1982年，他被爱因斯坦曾经担任过教授的普林斯顿大学录用，成了这所著名大学的一名年轻教授。 据崔琦的学生介绍，崔琦为人随和，思想敏锐，对学生要求严格，在师生中威望很高。来自中国的学生李济群等人介绍，崔琦非常关心祖国，经常与中国学生谈论祖国的发展情况。 1998年4月，崔琦获得了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富兰克林奖，因此很多同行都为，他还会更上一层楼，因为历史上的大科学家，如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都是在获得富克林奖之后才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1998年10月1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科学院发言人宣布，将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3位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其中括美籍华人科学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琦。得知消息后，崔琦本人却心情平静，照常按医生的约定去医院做一项血液化验，根本没把获奖当成什么天大的喜讯。然而，崔琦的获奖对他的香港母校培正中学来说，却是件破天荒的大事，因为这是来自这所中学的第一位诺贝奖得主。如果崔琦的父母地下有知，也会在九泉之下为自己的儿子感到喜悦和骄傲！ 把电子变成“液体” “对荣誉不必认真” 崔琦1998年获得诺贝尔物学奖的主要成绩是：他和德裔美籍科学家斯托尔默于1982年对“强磁场和超低温实验条件下的电子”研究时发现，“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流体”，这种量子流体“具有一些特异性质”。1983年，斯坦福大学的劳克林教授对实验结果作出解释，因此，崔琦和斯氏、劳氏共同获得199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3位科学家中，崔琦生于中国河南省，1982年至今任美国普林顿大学教授；劳克林1950年生于美国，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斯托尔默1949年生于法兰克福，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介绍说，崔琦的研究工作源于1978年一位名叫埃德温·霍尔的学生的发现展开的。霍尔发现当把一个金片放进一个磁场并使其同磁场的表面成一定的角度，这时电流的流动就会某种特殊形式。这种现象称为霍尔效应。 1982年，当时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崔琦和斯托尔默，利用半导体砷化镓和砷铝化镓进行霍尔效应实验。他们在强磁场和低温条件下，把两块不同的半导体晶片叠在一起，一面是砷化镓，另一面是砷铝化镓于是便发现电子就在这两个半导体之间的界面上聚集起来，而且非常密集。接着他们使这一界面的温度降低到仅比绝对温度高十分之一（约零下273摄氏度），然后加以相当于地球磁场强度100倍的超强磁场。这时他们发现在这种条件下，大量相互作用的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这种量子流体具有一些特异性质，比如阻力消失、出现几分之一电子电荷的奇特现象等。一年之后，劳克林教授对他们的实验结果做出了解释。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科学家又做出一些重大发现。 他们的研究可能会使微电子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瑞典皇家科学院，这3位科学家发现的这种新的“量子流”，即像液氦那样具有某些共同特性——例如超流动性——的流体。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些流体的意义在于，它们能够揭示关于物质的内部结构以及动力学原理的更多信息。并可能会致使在这种改变了的状态下对电子进行操纵的技术，从而改变计算机存储器的性能，因此这对科学发展是一种巨大贡献。 这3位科学家并没有为自己成就沾沾自喜，相反，他们更加谦逊。当获奖的消息传到崔琦所在的学校后，大家都向他表示祝贺，他像平常一样微微一笑说“谢谢”，他还说“对荣誉不必认真”。 崔琦是以平静的心情看待这一全球最高学术成就的，得奖之后，不会改变他的日常生活。他在学校同事、友人及学生眼中都是治学严谨、教学认真、生简朴、为人谦逊的学者。 崔琦有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美国妻子名叫琳达，他们相识于奥古斯塔学，当时崔琦是学校里惟一的华裔学生，琳达是挪威裔。但是，他们在奥古斯塔学院并没有引发起爱情，他们的爱情开始于他们后来在芝加哥大学的重逢。崔琦说，“有缘千里来相会”。琳达说，他们的爱情反映了崔琦不因袭传统的个性，因为在那时，异国婚姻确实是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崔琦夫妇有两个女儿，老大爱琳现在哈佛大学攻读美术史博士学位，老二已从医学院毕业。 与崔琦同时获奖的斯托尔默得到获奖的消息后“感觉迟钝”，他说：“今天将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要发生的事情；我将忙得团团转，不过没关系。” 斯坦福大学的劳克林教授说：“我想把这里作为一个临时讲台，告诉人们大自然有多么神奇，也想让他们知道，只要敏锐地观察，就会发现世界到处是新鲜事物。” 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 1953年大学毕业后，袁隆平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遗传学教师。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特别紧张，袁隆平亲眼看到有饿倒在路边、田坎、桥墩上，很多人得了浮肿病。有一次，袁隆平在路上看到一个农民从很远的庄换“谷种”回来，他满怀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辛辛苦苦跑那么远去换谷种？”农民回答得很干脆，他说：“种子好，就可以提高产量。”这句再简单不过的话却给了袁隆平很大的启发：肥料、劳力等其他投入都是一样的，就是把种调一下，就能够增产。我是学农的，也是搞遗传的，我应该在改良品种上做些事。 1961年的一天，袁隆平在选种的时候发现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高大，穗子大，粒多。他如获至宝，认为选取了一个特别优良的品种，第二年将它种去进行试验，他望“种”成龙心切。谁知稻种抽穗后，后代高的高，矮的矮，生长期长的长，短的短，良种优势已面目全非。失望之余，他顿生灵感：迹象表明，这优异稻株不是纯种，而是天然杂种，因为纯种是不会分离的。为什么不能搞杂交水呢？30出头的袁隆平开始向传统的遗传学理论发起挑战。 “文化大革命”初期，袁隆周围已有个人被关进了牛棚里。有一天，工作组对“牛鬼蛇神组”组长、一位体育老师说：“你再准备一个床铺，明天还有一个人要加入到你们这个队伍。”床铺准备好了，床上“袁隆平”的标签也写好了。袁隆平得知这一情况后，在吃饭之前，他跟正在产假期间的爱人邓哲说：“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明天我挨批斗之后，就进牛棚了。”邓哲听后安慰丈夫说：“没有关系，我们不是现行反革命，我们一起去当农民就是了。” 他们没有想到，最后还是国家科委写给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的一份公函救了他。在此之前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一篇于杂交水稻的文章，引了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世毅的重视，他认为这是个很有前途的科研项目，请示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后，聂帅也支持。工作组想批斗袁隆平，“新账老账一起算”，结果调查袁隆平档案时，他们翻到了这份公函。当时的怀化为黔阳地区，本来就缺少人才，地委书记孙修陶获知这一情况后，将袁隆平列为了重点保护对象。 1969年，在海南岛一次民间的学术讨论会上，有两位院士，他们认为自花授粉水稻没有杂种优势。当时满40岁的袁隆平极力反对，有四五十个年轻人都站在他这一边，最后气得这两位权威拂袖而去。后来，科学院新增院士，由于那两位老院士的反对，袁隆平两次都没有评上。对此袁先生说：“现在想来，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年纪轻轻不应该那样咄咄逼人，搞得他们下不了台。即使有不同的观点，你在态度上也应该谦虚一点儿吧！” 1970年，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已经6年，他的助手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的试验，却还是没有够获得一个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100％的雄性不育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一串串疑问涌上心头。他将各种杂交组合的效果进行综合分析比较，终于认识到几千个试验所用的杂交材亲缘关系都太近。于是他对研究方案进行了调整，提出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杂交稻进行杂交的新想。接着，他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岛发现了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野稗”，为杂交水稻研究成功找到了突破口。尔后，第一个雄性不育系培育成功，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育成第一个具有强优势的杂交组合“南优2号”。1976年，三系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水稻平均增产20％。 “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博士提出的尖锐命题。袁隆平相信中国人一定能够依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他决定向更高峰发起冲击。袁隆平感到三系法虽然大幅度地增产，但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等不足。于是，他提出了育种方法从三系向两系再到一系迈进的战略设想。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主持全国16个单位参加协作攻关。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基本成功。在两系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的启发下，两系法杂交高粱、两系法杂交油菜、两系法杂交棉花、两系法杂交小麦相继研究成功。我国农作物育种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辉煌。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方面取得的成就举世赞叹，从而被国际上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并先后获得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英国让克基金会“让克奖”、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世界饥饿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奖”、日本“日经亚洲大奖”、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世界先驱科学家奖”、“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等多项国际大奖。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袁隆平没有沉醉，依然探索不止。他的眼光又瞄准了选育既高产又优质的超级杂交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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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还在1259年，宰相贾似道便以称臣、割江北地区和岁纳银绢各20万两匹为条件，暗中屈膝求和。伯颜却意在灭宋，并不停止南侵。1275年，将贾似道十三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四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两三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或已投降。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谢太后唯珂派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指南录后序》所记，至少有十六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七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各起兵，民复失地。1277年三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 击文天祥。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八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赵随即被杀。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十二月二十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还在伯颜将他扣押北营时，他便明白地告诉对手：“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十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坐，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凛然说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在国家民族危亡紧急时刻，文天祥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对投降派和奸佞之徒从不留情。1259年，元军渡江围鄂州，皇帝宠幸的内侍董宋臣怂勇宋帝迁都，文天祥勇敢地上疏，乞斩董宋臣。1275年，朝廷追封投降元军大将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又提拔他的侄子吕师孟为后部尚书，投降气氛一时弥漫京城，文天祥又上书乞斩吕师孟，以稳军心。文天祥被俘后，留梦炎一班降贼都曾硬着头皮来劝降，文一律唾骂之置，就连先已投敌的宋恭帝前来劝降时，也被置之不理。文天祥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 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邓世昌 邓世昌：“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邓世昌（1849－1894） 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1867入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璋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帮带。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获升千总。后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 1880年李鸿章为建设北洋水师而搜集人才，因邓世昌“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而将其调至北洋属下，先后担任“飞霆”、“镇南”蚊炮船管带。同年冬天北洋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完工，丁汝昌水师官兵200余人赴英国接舰，邓世昌随往。1881年11月安然抵达大沽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完成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 1887年春，邓世昌率队赴英国接收清政府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是年底回国。归途中，邓世昌沿徒安排舰队操演练习。因接舰有功，升副将，获加总兵衔，任“致远”舰管带。1888年，邓世昌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是年10月，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邓世昌升至中军中营副将，1891年，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邓世昌因训练有功，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名。 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全舰官兵250余人一同壮烈殉国。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威海百姓感其忠烈，也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1996年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示纪念。 邓世昌有三儿两女，长子邓浩洪，承袭世职，任职于广东水师，1947年去世；次子邓浩洋，青年早逝；三子邓浩乾是遗腹子，曾在民国海军部供过职，1969年逝于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