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书是谁

王承书，气体动力学和铀同位素分离专家。致力于稀薄气体动力学的研究，第一个发现求解玻尔兹曼方程的本征值理论，提出适用于多原子气体的推广的玻尔兹曼方程，即"WCV"方程。回国后，从事铀同位素分离工作，为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培育了一支理论研究队伍。在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工作中做出了贡献

1958-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热核聚变研究室副主任。

1961-1965年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

1965-1978年任华北605所研究员、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研究员、革命委员会副主 任，大型气体扩散机总设计师。

1978-1994年任核工业部研究员，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高级顾问，"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离心和激光分离铀同位素两个专家组组长，兼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和大连工学院物理系教授，198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强烈地激起王承书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她坚定地表示:"虽然中国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为了避免美国政府的检查，在回国前她就将有关书刊和资料分成300多个邮包，从美国陆续寄往北京。1956年她回到祖国，目睹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暗下决心:"要以十倍的精力，百倍的热情拼命工作，要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奉献给祖国。"

回国后，王承书被安排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工作，兼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讲授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她被调到该室从事理论工作。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中国第一个分离铀同位素用的气体扩散工厂面临严峻的形势。王承书以国家利益为重，毅然接受自己从未搞过的铀同位素分离工作。从此，王承书的名字在中国物理界悄然无声地消失了。与吴征铠、钱皋韵一起，开始了她后半生的默默工作。她先后担任过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副主任，华北605所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和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等职，并任我国自行设计和加工的大型气体扩散机研制工作的总设计师和"七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离心和激光分离铀同位素两个专家组的组长。

数十年来，王承书同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国分忧，忘我工作。她把自己外出办事的出差补助费、各种奖励和稿费全部捐献给单位购买书籍和文具用品，捐献给中国核学会铀同位素分离分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为了弥补办公费用的不足，她自己花钱买了大量纸张供理论工作人员使用。

王承书在担负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亲自讲课，亲自探讨，出色地解决了工厂运行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理论难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科研人才;在铀同位素分离理论领域中进行了开拓性工作，在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各个阶段做出重要贡献。1961年王承书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

1980年后，任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同位素分离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和第二届名誉理事长，兼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和大连工学院物理系教授。提出求解玻尔兹曼方程本征值的理论，并扩展玻尔兹曼方程的应用。1939年王承书在昆明与从英国学成回国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张文裕结婚。婚后她的抱负丝毫未减，在张文裕的积极支持和她自己的努力追求下，1941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巴尔博奖学金破例地接收了一个已婚妇女的申请。在美国期间，乌伦贝克教授是她的导师和合作者，乌伦贝克是电子自旋的发现者之一，后来成为理论物理学方面的学术权威。1980年乌伦贝克在流体力学年鉴上发表文章，对她与王承书在这一时期中的研究作了回顾和高度评价。王承书在美国期间主要从事气体分子运动论的研究，发表了多篇处于当时这一领域世界前沿的重要论文。人们知道，物质都是由微观粒子(分子、原子)组成的。气体分子运动论用统计的方法研究气体中大量微观粒子(分子)的运动，从而得出气体宏观属性的规律。气体的宏观属性又都可用分子的速度分布函数求得。所以，求解分子的速度分布函数就是这一课题的核心。1948年王承书发现了查普曼和T.G.考林(Cowling)的力学经典著作《非均匀气体的数学理论》(The Mathematical The oryof Non-Uniform Gases)一书的第1版中关于伯纳特结果的重要错误。王承书的成就对当时从事高空物理和气体动力学研究是极有价值的。但由于某些原因，论文未能及时发表，直到1970年乌伦贝克在美国为她公开发表。王承书的研究成果已在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和国内许多著名学者的著作中被多次引用。奠定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基础。1956年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希望王承书从事铀同位素分离工作。当时她已40多岁，要从头搞一项自己从未搞过的工作，谈何容易!在美国她就听说，这是一项高难度、神秘莫测的技术，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并都严加保密。国家把如此重担交给她，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她明确表示:"这项工作谁都没干过，谁干都不容易。别人的工作都早已走上轨道，而且还带着年轻的同志，只有我刚回国工作，还是我去干，对所里工作的影响最小。"于是，她悄悄地做起了准备。但当时全国正进行"反右"运动，此事被搁置起来了。1958年春，所里给王承书分配了8名北京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要求给他们讲授铀同位素分离理论课程。她参考美国学者K.柯恩(Cohen)的理论著作，边学边讲，并经常告诫学生要理论联系实际。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决定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王承书被调往该室从事理论工作。1959年被派往苏联原子能研究所实习3个月，在回国的火车上，她翻译了有关热核聚变研究的《雪伍德计划》(Project Sherwood)一书(笔名郭臻)。经两年努力，她已十分熟悉这项技术，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热核聚变是世界上热门的科技领域，她正准备加入这项激烈的国际"竞赛"，但在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使我国全部用苏联机器装备起来、尚待启动的第一个气体扩散工厂陷入困境。资料不全，疑问成堆，个别专家临行前还说:"你们这个扩散工厂是搞不起来了!"1961年3月的一天，领导再次请来王承书，希望她隐姓埋名，挑此重担。王承书仍以国家利益为重，再次放弃自己已热爱的工作，当天下午就到原子能研究所，再度从零开始，进行了数十年的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