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煤价上涨主因：供需偏差

面对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最得力的工具就是改革，最终的出路也在改革。步入2016年，我国政府加大了供给侧改革力度，在国务院下发的6号和7号文中给供给侧改革下达了中短期的目标，未来3到5年内，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亿-1.5亿吨，消化煤炭过剩产能约达5亿吨。

在这种政策推动下，市场对这些行业供给端产能收缩预期十分强烈，形成了“现货-期货-股票”三级联动效应，出现了量减价涨的新态势。从长期来看我国政府主导干预下的煤炭供需两端会逐渐达到平衡，暴涨暴跌过山车式行情必然得到遏制。

一、供给与需求偏差是价涨主因

今年，我国煤炭产量出现断崖式下降，实际上在前期已经缓解了供求关系。由于煤企多为国有，生产及调配跟不上市场步伐，导致这种状况维持了较长的时间，而目前在政策效应下出现的暂时性供小于求局面。

第一，去产能。这一轮煤炭价格上涨的直接导火索主要因为是去产能所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8月，全国煤炭产量为21.8亿吨，同比下降10.2%。作为去产能的重点对象，煤炭行业在今年上半年的去产能计划完成得并不理想。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退出产能7227万吨，仅完成全年2.5亿吨目标任务的29%，7月底煤炭退出产能仅占目标任务的38%，到了8月底去产能已经完成了80%。

相比山西、陕西地区，关矿更为积极的是南方、西南地区的矿井，该地区不少矿井煤质较差、资源枯竭，开采成本明显高于山西、陕西等地。其中一些区域运输渠道并不发达，市场相对封闭，山西、陕西等地的优质动力煤无法运达，在进入需求旺季之后，前期由于过度执行去产能造成了结构性的供需紧张，市场的供需矛盾开始显现出来。

进入下半年以来，供需不平衡，进而导致最近两个月以来煤炭价格快速上涨，国内炼焦煤主要煤种每吨上涨100-150元，涨幅超过20%，进口煤涨价更是惊人，澳大利亚炼焦煤较今年6月初上涨超过80%。

第二，需求超预期。年初不少煤炭企业认为今年煤炭需求应该是负增长，然而由于七八月份的夏季是用电高峰，电厂本来对煤炭的需求就高，加上北方的煤通过火车或轮船长距离运输到南方而运力不足，以及公路超限管控治理造成了运输压力增大，加剧了市场煤炭的供应紧张。发电用煤增加了一倍，炼钢用煤也增加了两倍。

此外，水电今年也出现缺口，为火电腾出了需求空间，动力煤的需求超出企业此前预期。另一个影响煤炭需求的现状是，今年以来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重新恢复增长，使得钢铁行业效益明显好转。目前20多个城市今年前三季度房价暴涨，刺激了房地产投资快速回升，进而带动了钢铁需求增加，最终导致了煤炭需求的增长。

第三，社会补库，中介商囤货。随着北方入冬各地抢购煤炭供暖，同时钢企为冬季及春节生产提前储备采购原材料，这些增长的需求刺激了煤炭价格阶段性上涨。而9月份随着煤价的上涨，旺季的来临，钢厂、电厂进行补库，本轮补库周期较往年出现提前，补库力度也更大，从而推高了煤价。而中介商的投机性囤货，对煤价上涨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这时候大量企业囤货、倒货、控制货，并从中赚取差价，而生产厂商捂货、减货那将是给期货市场火上浇油。

另外，这一轮煤炭上涨，是从楼市、股市里撤出来的资金对煤炭的炒作。因为现在人民币供应总量M2已经达到150万亿，GDP仅67万亿，造成人民币过剩，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炒作焦煤，进而推动了煤价的上涨。

二、煤价攀升压缩钢企利润

作为钢铁生产主要原料之一，焦炭在吨钢生产成本中的占比开始大幅攀升，甚至有些由20%提升到40%，成本不断抬升进一步推高钢材价格。而由于钢材价格回调、焦煤等原料价格却没有跟随调整。煤炭价格快速上涨，部分主产区甚至出现了排队等煤现象。

观察当前供给侧改革措施，我国钢铁去产能重心主要集中在对僵尸企业以及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落后产能进行出清，因此对目前钢铁产量影响并不算大，对焦煤、焦炭需求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相较于煤炭更多的属于资源型行业，钢铁行业产业链更长，产量降低的幅度不如煤炭行业。

同时，必须认清事实，像煤炭、钢材这样的工业必需品，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形成供给约束的条件下，供求双方可以在任何价格点上构成平衡。也就是说，假定价格上升不能刺激供给关系，那么理论上讲，价格是可以无限上涨。这也正是人们担心商品期货市场“被操纵”的关键原因，因为煤炭、钢铁行业在去产能，约束了市场供给；而优质企业生产恢复需要时间和准备，这势必会为市场留下炒作的时间和空间。

如果说供求关系决定价格，那像钢铁和煤炭这样产能严重过剩的商品，其价格原本没有大幅上涨的基础，但并不排斥一定程度的上涨，因为市场毕竟是波动的，跌久必涨、涨久必跌，这是市场的价格规律。市场无论是跌的时候、还是涨的时候都会出现“过度现象”，称之为“反射性原理”。现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恰恰是这样的“反射性”，过低的价格开始恢复性上涨，而且在投机的作用下，上涨显得气势如虹。

当然，从国内大中型钢厂焦炭、炼焦煤的库存可用天数的数据来看，目前该数据处于历史低位，存在较明显的补库需求。但是，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如果提高物流效率，减少各个环节的库存，中间环节甚至是零库存的话，目前根本不存在短缺。

三、警惕去产能陷入循环反复

按照历史经验，如果钢厂利润持续下降，高炉开工率预计会有一定比例下调，对原材料需求将会下降。但核心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钢铁行业的去产能，往往是拆了高炉或者减少生产线，但很少出现钢企被直接关停。而且往往有时还适得其反：可能高炉被拆了，换来的是另一种产量更高的高炉。换言之，当前我国钢铁行业的去产能，是去落后的产能，还未进入到去过剩产能的阶段，所以钢铁对煤炭的实际需求量并非大幅削减。

不难看出，煤炭和钢铁行业去产能之路的艰难和反复。2016年下半年，煤炭去产能提速过快，结果会导致供需在短时间内失衡，造成煤价强烈反弹，于是政策制定者又开始释放先进产能，而且对于不同的情形下释放多少产能都有详尽规定，但这未必能够适合当前市场的供需，一旦将来市场供需再度失衡，管理层可能不得不对政策细节再打补丁，如此和市场反复博弈，大多数时候政策只能跟随在市场后面。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为制定的具体去产能数字，如何能够确保其科学性和准确性？虽然去产能这一大目标毫无疑问是当前中国经济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具体到如何去产能，以及如何制定合理的去产能目标，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实践验证；尤其是政府和市场之手各自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可能也是去产能需要反思的问题。

当然，这一轮煤价上涨加重了钢铁的成本，因此钢铁企业齐声呼吁煤炭扩产，下一次钢铁涨价如果又触动下游行业的利益，也不排除会有相关利益方呼吁钢铁复产。作为供给侧改革的第一大任务，去产能之路可能会陷入循环反复之中。

不仅是煤炭行业的去产能之路走得艰苦反复，此次面对煤炭涨价而叫苦不迭的钢铁行业，更是去产能的头等大户，其去产能之路更加曲折。由于国内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已经对国际钢铁市场产生了强烈冲击，钢铁业的产能过剩更是在近年升级为国际问题。今年5月中旬，欧洲议会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理由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尤其是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和对欧洲的廉价出口，为欧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及环境后果。

四、供给侧改革产业上下游须协调一致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将长期保持中高速水平，钢材消费会在峰值平台区持续较长时间，钢铁总供给过剩的格局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钢材价格持续上涨态势缺乏足够支撑；煤炭由于清洁能源替代等因素，需求增长空间有限。可以判断，倒逼钢铁煤炭过剩产能退出的市场环境，短期内不会因价格一时涨跌而出现根本性变化。

事实上，下游钢铁厂商日益受到煤炭供应量的限制，很大程度上缘于双方在去产能工作推进过程中的不同步调。下游过剩与煤炭过剩具有关联性，上下游环环相扣，产能过剩的情况也是相互关联的。如何统筹处理好“去产能、保供应、稳价格”三者之间的关系，稳步推动煤炭和钢铁等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已然成为政府管理部门当前不容忽视的亟待解决问题。

短时期内，钢材、煤炭价格的不同程度回升，有利于钢铁煤炭企业扭亏增盈，当然这种变化与积极推进去产能工作是分不开的。但同时，也确实会对一些地方和企业去产能的决心产生不利影响，已经减产和停产的企业也会有意复产，进一步增加化解过剩产能的难度。但是，切勿被眼前的价格上涨“一叶遮目”，忽略了煤炭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限产并不等于去产能，而涨价也不意味着竞争力提升，要真正医治产能过剩的痼疾，还需要更为精准和深入的对症下药。对于我国未来坚持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几方面建议：

一是产业方面，力促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不松懈，鼓励过剩产业积极开展优化重组战略。其中，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宽外部市场是化解过剩产能的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国有企业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二是调控方面，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既要全盘协调发展，也要联动控制。不断地在供与需的动态中保持平衡，在改善中调整，在调整中优化，从而达到改善供需不平衡的目的，进而使得价格保持在一个的合理的范围内。

三是资本方面，供给侧改革进程中，一定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完善融资功能、有效监管市场，保障投资权益，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

总之，供给侧改革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然，对于煤炭、钢铁这种传统行业而言，更是一种全新的探索和变革，需要政府和企业有“不破不立”的勇气，敢为天下先，以“壮士断腕”之气魄剔除富余产能。特别是关联企业不仅要精打细算降成本，更要转移角色和思路，生产经营与资本运作并重，国内与国际资源兼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程度。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忽视钢、煤两大产业身上正在实施着的一场“手术”，而手术的效果则已然开始逐步显现，因而要毫不动摇地坚决推进化解过剩产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