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全国政协座谈会召开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小麦、玉米等农产品是我国13亿人口不可或缺并引以为傲的生存能源，在漫长中华文明发展中完成供养使命。然而，与能源伴生、随发展出现，农作物“废弃物”———秸秆的处理，也成为绕不过的话题：每年以数亿吨计，烧了是为大气杀手、不烧成为农民大患。不能弃环保于不理，更不能置农民利益于不顾。如何找到“废弃物”多样转化出路，化其“无效”为“有效”，促其资源、能源属性显形，成为我国农业、环保、乃至全面发展中的一道必答题。

　　7月7日，全国政协就“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委员们与来自地方的企业代表总结问题与困难、梳理思路和对策，相关部委介绍情况、积极回应，一场关注秸秆利用本身，同时着眼政策、科技、产业、绿色与发展长远的协商座谈就此展开。

　　为让协商更加有的放矢、深接地气、兼顾多种利益诉求，5月底，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带队，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和台盟中央联合组织“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提案督办调研，赴山东与河南两省十余县市，听政府汇报、走企业车间、到麦地观察、问民声需求，探寻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可行之道。

　　让政府引导与政策扶持成为“全程保障”

　　“规定一堆讲干了嘴，基层禁烧跑断了腿”，地方政府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放在抓秸秆禁烧上，正是因为缺乏秸秆利用的有效手段，但即便如此，“一把火”仍然难禁。

　　问题无法解决，就要转变解决问题的思路。

　　“种种禁烧规定之所以总是难以奏效，皆在于治理思路和方式存在问题，如果总是把板子打在秸秆制造者、秸秆焚烧者身上，而忘了政府部门在制度和规定衔接方面的缺失，出台再多的规定，也解决不了问题。”与调研中一样，在双周协商座谈会上，温香彩委员的发言仍然主要放在政府责任上面。她认为，政府要多换位思考，完善秸秆治理机制，使权责利更好地统一；在推进综合整治上求突破，建立田头管理、收后收集、专人清运等一条龙管理机制。

　　作为农业发展中的大事项，完备的顶层设计更是不能缺席。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政策措施，但形势依然严峻。王小康委员建言，中央政府在现有协调机制基础上，应着力加强部门和政策的协调性，针对优先发展的利用方式，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实现以“点”带“面”。

　　在之前山东和河南两地的调研中，委员和专家们听到农户、合作社、秸秆利用和农机具企业代表反映最多的，也是对政府、对政策“细化并精准”的呼唤，这些呼吁分布在秸秆还田、离地成本、农机具补贴，收储难题，产业政策，企业用地、用电、税收优惠等等多方面。

　　“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解决还田难。调整用地政策、用电政策、信贷政策，纳入‘绿色通道’，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范围……”江利平委员的建议涵盖了调研中各利益主体的需求。王鹤龄委员从更宏观的角度建议，把农作物秸秆利用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定位和布局，在产业政策上，兼顾显著的社会公益和社会效益，给予重点支持和扶持；当前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基础，因地制宜建立技术方案指导体系。潘碧灵委员认为，加快全量化利用步伐，更是需要加大政府主导力度，明确目标与规划，双向发力、奖补促用，双向考核、严格奖惩。

　　政策要有覆盖面，更要结构优化。王松委员建言的核心，是优化补贴政策，“秸秆综合利用补贴资金分散，若集中使用可发挥更好作用。”他说，辽宁的相关补贴有5种，却分散在发改委、农委和畜牧局等部门，多头管理，作用并不好发挥。建议在秸秆产区集中各类补贴，集中补贴秸秆产品生产企业，真正降低成本。

　　以科技创新之力开阔综合利用之路

　　与众多发展中的问题一样，秸秆综合利用质量的提升，终究要靠不断发展创新的科技力量来推动。

　　在调研中，委员和专家们到山东聊城的纸业集团，见到系统化、集成化的循环利用经济体系，也在河南南阳的能源企业，看到秸秆高值化、能源化利用的良好收益；见识了农机具的进步、也体会秸秆收储运的困难。大家深深感到：科研既已成为秸秆综合利用的核心能量，也更是利用升级广阔前景的根本驱动。

　　在秸秆综合利用的每一步，正如代表调研组发言的杨健常委所说，皆要“夯实秸秆综合利用的科技支撑”。

　　全国政协常委尚勋武关于科技的建议，是在一体化收获机具研发和推广上。“如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老龄妇幼化，不能胜任在较短时间内收集运出洒落在农田的秸秆。”他在调研中，就无时无刻不在透露这种担忧，“方便快捷地移出农田，是解决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的基础环节和第一步”。会上，他也进一步建言，加强一体化联合收获机的研发，“经济上也是十分合算的”。

　　“破解秸秆困局，需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孙宝启委员早在调研前的工作情况座谈会上，就特意强调了科研的力量。他建议，进一步加强对作物矮化育种有关理论基础和应用实践的研究。提高经济系数，使作物的产量再上新台阶，同时也相对减少秸秆产出。武维华常委的建议也指向了利用科研对秸秆实施“控源开流”方面。“鼓励推广应用优良农作物品种，提高粮食作物生产的经济系数，节约资源、减少‘无效秸秆’的产出。”

　　提到科研，张全国委员的建议更是“面面俱到”。他建议：在我国各粮食主产区设置适合区域特色的秸秆全量还田、打捆、压块成型以及相关装备设施研发等重大课题；凝聚秸秆综合利用产学研各方力量，引导并建立以秸秆沼气、生物基料、热解气化多联产、液体燃料、饲料、肥料、成型燃料及其装备等重大产业化科技示范项目为纽带的协同创新机制。

　　把“秸秆商品”真正放到市场上去

　　把秸秆当做资源、能源的综合利用，本质上也是一种市场供给。有了完备政策支持、先进科研推动，更要考量秸秆综合利用中的“供与求”。

　　在山东、河南两省调研中，成员们走访的秸秆利用企业各种各样：纸业、畜牧业、能源产业、肥料生产企业、食用菌标准化生产基地等等。大家认为，作为秸秆综合利用终端，企业的困惑得解，“秸秆商品”才有更充足的需求。也只有“卖得好”，才能更有力倒逼收储运等一系列难题的解决。

　　会上，多位委员提到发挥龙头企业作用。王鹤龄委员建议，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以技术和市场为纽带，引导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完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探索多元投融资合作机制。王小康委员建议，重视龙头企业在产业发展初期对技术进步、创新驱动、标准制定等方面的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对技术成熟、专业化能力强、产业化程度高、负责任的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实现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突破。

　　企业、市场的力量得以重视，秸秆综合利用才有未来。此次双周协商座谈会，更是创新性地请来调研组到过的山东、河南两地企业的代表，倾听基层企业的心声与建言。

　　来自山东聊城泉林纸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李洪法，对秸秆的肥料化和原料化利用，推动三产联动发展，构建现代工农复合型循环经济信心十足，同时也针对自身问题，建议完善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扶持政策，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采购黄腐酸肥料产品。

　　来自河南天冠集团的代表王林风针对自身企业性质，也在政策扶持、电价优惠、扶植龙头企业、解决收集难题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

　　理性考量秸秆多样“转化路”

　　双周协商座谈会上，不少委员关注到了农作物秸秆作为生物质能源的广阔前景。

　　在调研中，委员和专家们也曾在河南兰考、南阳等地参观了将秸秆作为生物质能源利用的企业。大家既看到了生物质能源利用的可观效益，也意识到了他们面临的诸如投资不足、扶持不够、政策不够细化、成本过高等问题。

　　参加了调研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义龙认为，生物质能源产业意义深远，建议重点发展此类能源化秸秆综合利用产业，突破秸秆综合利用瓶颈，进一步实现我国秸秆大规模、高效利用，同时也为绿色产业精准扶贫提供思路。

　　“秸秆是具有战略价值的生物质资源。”王天戈常委建言，将大力发展生物质天然气确定为国家战略。刘健委员从秸秆的沼气化综合利用的投资角度入手，建议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沼气化PPP项目。连介德委员建言的侧重点，则细化至加大力度推动车用沼气项目产业化发展上。

　　秸秆作为生物质能源声势渐起，武维华委员也从专业角度提醒，在目前现有农作物秸秆仍不能被全部有效利用的情况下，尚不宜专门大面积种植能源植物，特别是要禁止利用可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的耕地专门种植能源植物，避免“过犹不及”。

　　相关调研有终点，双周协商座谈会也有结束。委员、专家、基层企业代表关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侧重与立足也各不相同，但基本共识已在对问题充分的研判、讨论、协商中形成：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需要尊重客观农业规律、市场规律、发展规律，理顺各个利益主体关系。既要重视政府的引导与政策的支持，也要关注科技的根本驱动能量，理性考量各种出路，从而真正破解“秸秆去哪儿”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