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散雾霾：真的只能靠风吗？

曾几何时，雾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热议的话题。特别是今年入冬以来，全国大面积的雾霾天气，影响范围之广、发生频率之高令人触目惊心。有毒的空气遮蔽了阳光，遮挡了视线，更打击了人们对健康生活的信心。“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京津冀不相信好肺”——一句调侃的网络流行语道出了人们面对一波波雾霾的痛苦和无奈。

除了特定的气象条件，一般认为工业生产、机动车尾气排放、冬季取暖烧煤等导致大气中颗粒物浓度的增加是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关于国内各地雾霾的具体起因，社会各界虽尚有争论，但对于治理雾霾的迫切心情却是高度一致的。除了学者、媒体等大声疾呼，一些地区已经通过限产、停产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或是限制机动车出行等措施来治理雾霾——这些方法的实施，应当说在一定程度减弱了雾霾的杀伤力，也换来了短时期内诸如“APEC蓝”那样的好天气。

然而，雾霾却从未远离我们，现阶段各种治霾的手段效果也并不理想。在不知不觉中，空气指数“爆表”居然出现了常态化的趋势。人们对于雾霾，更多的时候只能期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风吹雾霾现太阳”，从而能够享受几天户外生活。

单单靠风驱散雾霾显然是一种被动式的治霾手段，效果上几乎是“听天由命”。反观历史上诸如伦敦雾霾治理等事实经验，没有一个地区不是依靠主动治霾来重返蓝天白云生活的。那么，我们的治霾之路在哪里，除了“风”，有没有从根源上驱散雾霾的新途径？

无论雾霾产生的罪魁祸首是谁，毫无疑问都和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及城乡交通规划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产业结构上看，高耗能、高排放的重工业部门依然占据较大份额，特别是像在河北这样的钢铁大省，很难说雾霾的生成和工业生产的排放没有关系。从能源结构上看，煤炭依然是我国最重要的消费能源，煤炭燃烧带来的粉尘等污染物毫无疑问也是雾霾的主要成分。从城乡交通规划上看，特别是公共交通设施发展的相对落后，导致了私家车为代表的汽车数量激增，加上燃油质量等问题，大量汽车尾气由此飘荡在我们的上空。

由此可见，要想从源头上治理雾霾，就要多管齐下，从产业升级、清洁能源、交通优化等多个层面实现同步转变。这些转变固然是全社会喜闻乐见的，但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却是，在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减速的背景下，如何解决转变过程的资金供给问题。具体的说，就是如何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向有助于产业升级、有助于刺激绿色能源消费，有助于城市公共交通水平提升的地方，通过影响企业的投资取向，进而影响经济的取向，最终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增加效益、改善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造血”——在全球范围来看，资金供给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挑战，也是生态文明转型的核心挑战。在未来，金融手段的创新，特别是生态理念与金融范畴结合下的绿色金融的出现，也许可以为这一系列转变输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绿色金融，顾名思义就是金融部门在金融经营活动中秉承绿色环保的理念。这就要求金融部门在投融资决策中把潜在的环境影响（回报、风险、成本和外部性等）纳入考虑，引导社会经济资源倾向于环境友好型的项目，实现生态理念下的资源合理配置。

放眼绿色金融发端的西方发达国家，绿色银行、碳交易等为代表的绿色金融项目发展逐渐成熟，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对于我国，绿色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是制度层面上的缺位，另一方面是绿色项目融资成本和风险性依然较高，种种问题导致了绿色投资的短缺。如果这些的问题不加以改善，就很难实现绿色项目在产业升级、清洁能源使用、交通优化等领域落地生根，也就更不可能根治雾霾这一顽疾。

那么，绿色金融要如何发展呢？我们认为，绿色金融不单单只是针对某个企业几笔特定的绿色贷款，也不是仅仅针对某个地区或某个行业的发展所设立的几项绿色投资基金。应当说，绿色金融不是点的概念，也不是面的概念，而是一个体系建设下的立体概念。绿色金融既要起到资金供给方和绿色项目间的桥梁作用，也要起到政府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资绿色产业的杠杆作用，还要起到绿色投资潜在的盈利现金流的贴现作用。在这个概念下，上至宏观层面的制度保障，下至微观层面的融资评估，都要纳入统一的考虑，不仅要考虑金融行业内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之间的联系，更重要的考虑是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与区域协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当前重点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第一，要加快完善绿色信息披露制度，让更多的项目、企业、地区和行业的相关信息在环保理念的阳光下变得公开透明。一些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三高”企业或项目之所以能持续运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依然可以以较低的融资成本（特别是银行贷款）来维持市场竞争力。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这些企业或项目往往能把自己“伪装”起来，甚至变成环境友好者。推动绿色信息披露机制，可以实现项目审批部门、环保部门、金融部门等机构间的信息共享，在融资上把好关，从源头上严格控制。

第二，要加快推动各类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降低融资成本，缓解绿色项目巨额投资成本带来的压力。以清洁能源推广为例，其面临着前期投资成本巨大，形成规模之后边际成本极低的特征。只有通过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在引导公共资金的同时，吸引私人投资，整体降低融资成本，才能真正实现绿色项目投资的可持续性发展。在具体金融产品的探索上，国际上已有绿色银行、碳交易、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多个尝试，当前我们要做的是结合中国国情，在充分防范风险的框架下大胆借鉴和创新。

第三，要加快建立资源和环境的定价机制，推动绿色金融的市场化发展，进而构建全方位绿色金融体系。绿色金融市场化是绿色金融体系框架下各项绿色金融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很多绿色投资带来的外部效应是巨大的，如果忽视了其中产生的价值，或者说这部分价值不能变现，绿色投资就会失去吸引力。无论公共资金如何“摇旗呐喊”，市场也难有呼应。因此，推动绿色金融不能仅仅依赖行政指令，必须发挥“看不见手”的作用。以碳金融发展为例，要科学、合理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碳排放的定价机制，不仅要实现碳排放数量统计上的标准化，更要推动碳排放具体指标的可交易性。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励企业自我推动节能减排。

我们惊喜的发现，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绿色已成为下一阶段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与此同时，全社会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视程度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的契机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绿色金融的发展正值当时，也必将大有可为。

伴随着北京市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雾霾这个已经肆虐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健康杀手再次回到人们的身边，要摆脱它、驱散它、直至消灭它——恐怕仅仅依靠风是不行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张光源，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

刘相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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