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切”式煤改气治理雾霾是否真可行？

　　据北京市环境保护检测中心发布的空气质量实况信息，9月以来，北京市空气质量指数一直为优和良。人们在享受优良空气的同时，不免担心，蓝天是否可久留？随着供暖季节的逼近，雾霾会否重新来袭？

　　针对严重雾霾现象，北京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综合治霾措施。根据《2013～2017 年加快压减燃煤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方案》，2017年前，北京市将全面关停燃煤电厂，同时建设完成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大燃气热电中心。2014年出台的《北京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再次规划，预期通过建设四大燃气热电中心、全面关停燃煤电厂，减少燃煤920万吨。届时，天然气消耗比例将从目前的14％增加到33％—45％左右。

　　北京市大规模推行“一刀切”式的“煤改气”工程，将燃煤电厂“逐”出京城，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

　　治霾利器？

　　天然气凭借优质、高效、清洁的优势，成为促进节能减排的“良方”。那么，“煤改气”是否有利于雾霾的防治？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江亿指出，减排不等于简单的“煤改气”。 燃气热电联产相比传统燃煤热电联产来说，对缓解灰霾天气并不显著。

　　记者了解到，雾霾中PM2.5的形成分一次污染颗粒和二次污染颗粒。一次颗粒物来自工业、建筑、交通、电力、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以及天然源的直接排放，二次颗粒物是在光化学作用下，由大气中颗粒物发生化学反应而形成。

　　“虽然目前社会上对PM2.5成因机理仍有纷争，但重度污染天气主要由二次颗粒物造成是主流说法。”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虹告诉本报记者。一次排放物中，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是二次颗粒物形成的元凶。因此，按照以上主流说法，治理雾霾的关键正是控制氮氧化物与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排放。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倪维斗的测算数据，为得到同样的热量，燃气热电联产需要燃烧的燃料和排放的氮氧化物，反而比燃煤热电联产更多。

　　因此，不少专家指出，目前“一刀切”式的“煤改气”工程短期内将给北京市上空增加大量氮氧化物气体以及水蒸气，极有可能进一步加重北京市重度雾霾天气的形成。2012年，北京市天然气使用量比2011年陡增18 亿方，但从2012年起，北京市重度雾霾天气并没有得到好转，反而有所增加。

　　而在国外，燃煤电厂也并未被“赶尽杀绝”。美国页岩气丰富，今年5月，日产量已经达到12.9亿立方米的高峰，但仍未用天然气替代所有燃煤电厂。俄罗斯甚至用燃煤电厂替代燃气电厂，将节省下来的天然气出口，获取外汇。

　　“在目前还没有完全确定北京市雾霾成因的情况下，就开始如此大规模地彻底消灭燃煤电厂，全部实现燃气改造，可能存在一定风险。”刘虹指出。

　　价格不亲民

　　作为全国特大型能源消费城市，北京市能源终端消费主要在城市居民工作与生活部门，工业部门偏少，能源消费的季节性变化比较大，具有典型的民用负荷变化特征。

　　业内人士指出，“煤改气”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电价提高、地方财政负担和市民负担加重。

　　目前，北京市民用天然气价格为每立方米2．28元。专家指出，随着全国用气需求的大幅增加以及国际市场的联动，北京市的天然气价格还会上涨。

　　在居民取暖方面，居民住宅采暖季每建筑平方米供热价格，因供热方式而有所不同。根据去年北京市冬季采暖价格表，热力集团大网供热、燃煤直供供热、燃煤间供供热以及燃气供热价格，分别为每建筑平方米24元、16.5元、19元以及30元。一处80平方米的居民住宅从燃煤间供供热改为燃气供热，供热费将上涨近千元。

　　刘虹指出，“煤改气”工程所需的大量固定资产的投入与大量的改造投资，估计将达数百亿元。这将引起北京市能源价格上涨，或成为一项政府买单的低效益工程，势必严重影响北京市的民生与福利。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欧阳昌裕指出，现有的煤电技术，完全可以达到节能减排的要求。负荷比较平稳的供热机组，如果用近零排放技术改造，每度电成本只增加0．015～0．02元，比“煤改气”每度电成本增加0．25～0.3元要经济得多。另据浙江大学能源工程系副主任高翔所在研究团队测算，“煤改气”之后每度电的成本会上升0.4～0.5元，而近零排放每度电的成本只增加2分钱。

　　因此，不少专家提出，加快推进清洁煤发电，优于大规模推行“煤改气”。

　　此外，刘虹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北京市“煤改气”增加2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替代煤炭，按目前动力煤的价格在每吨450元水平，以当量热值的煤炭计用煤成本为180亿元，而天然气的成本为600亿元，相差420亿元。她建议，可以在京津冀区域范围内通盘考虑天然气电厂和燃煤电厂的科学布局。

　　供气能力待考

　　早在2009年，北京市就提出“煤改气”，该工程开展得早，速度快，天然气需求量大。随着“煤改气”工程的推进，北京市的天然气年需求总量还将大幅度增加。

　　但不可忽视的是，北京市燃气对外依存度为100％，天然气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秘书长朱成章指出，决定“煤改气”快慢的关键，在于天然气的供应能力。

　　据了解，北京市分别在2004～2005年、2009～2010年、2012～2013年的三个采暖季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气荒”，相应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强制性限气措施。中国电力企业联合秘书长王志轩指出，在天然气气源不足、成本很高的前提下，应慎重决策天然气替代清洁煤电。

　　刘虹指出，尽管可以通过政治协调保证，首先保障北京供气，但在全国范围内难免会引发一些不满和矛盾。既然要把天然气引入作为北京市主要的支撑性能源，在天然气资源安全保障方面就不得有任何闪失。另外，天然气需求的变化随季节气温变化的特点非常明显，给天然气管网的运行调节带来巨大压力，对城市天然气输配与调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设施、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气源出现问题，将威胁能源安全。因此，业内人士指出，有必要适度保留燃煤热电联产机组，作为战略性备用。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指出，这“一刀切”的速度太快。大量工业锅炉、炉窑及生活散烧燃煤是雾霾形成的重要因素，应该加大对分散用煤点的改造力度。

　　刘虹认为，集中利用燃煤的热电厂燃气改造可以分步进行，采取改造和改进相结合的路子。此外，她指出，北京市应以这次“煤改气”工程为契机，对北京市多元化的能源安全供应体系进行调整和布局，用能源高科技整体提升北京新型能源供应水平。同时，协同建设本地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供应体系，从长期的战略性高度，把握好天然气供应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从全面的技术经济性，通盘考虑北京市天然气发展推进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