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如何成为一种商品乃至碳货币的？

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

根据人民银行答记者问的内容，重点支持的是清洁能源、和碳减排技术三个碳减排领域，而具体的支持方式，是鼓励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的各类企业提供碳减排贷款。然后，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申请资金支持，而人民银行按贷款本金的60％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利率为1．75％，期限1年，可展期2次。  

除传统的金融操作之外，央行还要求，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申请碳减排支持工具时，需提供碳减排项目相关贷款的碳减排数据，并承诺对公众披露相关信息（金融机构参考碳减排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报告或市场认可的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以及贷款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计算贷款的年度碳减排量）。 当金融机构获得央行再贷款之后，需按季度向社会披露碳减排领域、项目数量、贷款金额和加权平均利率以及碳减排数据等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人民银行将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核查等多种方式，核实验证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大多数人可能觉得，这不过是央行在金融层面支持企业节能减排的一个小政策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也有人说了，历史上的大多数重大事件，常常起于毫末之间，甚至常常被当时的人们所忽略，而过了一段时间来看，它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就说人民银行的这个决定，从政策层面看，是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但如果从货币派生的本质来看，有可能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基础货币派生形式：碳货币。

所谓的“碳货币”，就是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基础而派生或发行的货币，而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又是如何成为一种商品乃至碳货币的呢？

这件事情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在日本的京都召开会议，人类对于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达成科学共识，于是大会上确定了目标：“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

有目标，当然也要有行动。当时的与会各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其中明确要求：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 2005年，《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欧洲给众多企业限定了逐年度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但有些企业能超额完成任务，而有的企业则不能完成目标。

于是，就需要采用市场化的手段，让那些不能满足减排要求的企业，从有富余减排指标的企业购买排放权。二氧化碳排放权，就此变成一种可供市场上企业买卖交易的商品，从而形成了碳交易。2012年，中国也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此后也逐渐形成了多个碳交易试点。

目前，全球主要的碳交易市场包括了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澳大利亚的欧洲国家信托、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等，而加拿大、新加坡和日本，都先后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机制。 根据ICAP（全球碳行动伙伴组织）统计，2019年全球碳金融市场的交易额达到780亿美元。下图就是2010年以来几个典型市场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变化（美元／吨）。

2019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340亿吨，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全球碳排放下降到320亿吨，而中国、美国、印度、俄罗斯、日本、伊朗、德国、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10个国家，合计占了总量的69％——其中，中国以99亿吨的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比后面2－6名的总和还要多，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总量的31％。

在这种背景之下，2020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到了2021年3月的“两会”上，碳达峰、碳中和正式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到2030年之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碳中和”，是指在一定时间内，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途径，抵消自身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2021年7月16日，在多年区域试点的基础上，中国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首批纳入市场的2000多家发电企业可入场参与交易。

根据国家安排，注册登记系统设在武汉，交易系统设在上海，当日二氧化碳排放权收盘价达到了52元／吨。 鉴于中国是当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首批入场的2000多家发电企业，又是中国最大的碳排放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碳交易市场一启动就有40亿吨碳排放权可供交易，这也意味着这个市场刚一成立，就是全球最大的碳金融市场。

在电力行业的基础上，不久的未来，中国将逐步将钢铁、建材、石油、化工、采掘、有色等行业的碳排放权都纳入碳交易体系，最终覆盖的企业二氧化碳年度排放量将达到70亿吨，占到中国年度碳排放总量的70％。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11月12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已有120天（79个交易日），总体运行平稳，单日成交量屡创新高，全国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到2491．42万吨，累计成交金额11．06亿元。 以上，就是人民银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整体背景。 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一下人民币的发行机制。

1994年以前，人民币印刷的基础，主要是央行的“再贷款”和“再贴现”，还有一小部分来源于从出口企业或侨汇收入那里得到的外汇，但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占比在80％以上（银行用企业贷款做抵押，到央行来申请借钱，这就是“再贷款”；银行用企业的票据找央行借钱，那就是再贴现，说白了，就是央行根据政府和国有企业贷款需要凭空印钞）。

1994年，中国实施汇率并轨改革，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凭空印钞的方式开始得到遏制。接下来，随着民营企业出口创汇能力的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快速增加，以外汇做抵押而印刷的基础货币规模越来越大，而再贷款和再贴现的规模则保持不变，甚至持续变小，由此导致人民币的发行基础，逐渐过渡到了外汇储备为主。

说明：再贷款和再贴现，主要体现在“对银行债权”和“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中。

到了2005年，外汇持续流入，水量充足，按照汇率折算的外汇储备总额，甚至远超人民币基础货币总量，人民币再也不需要“凭空印”；为了控制货币发行，央行甚至需要发行央票来回收基础货币，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14年——当时，市场上80％以上的人民币基础货币，都是用外汇储备做抵押而印刷出来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人民币，你拿什么抵押给人民” ，就是讨论，历史以来人民币发行基础货币的源头是什么，因发表此文的公众号已被封，若想获取此文请加入小红圈）。

基础货币发行靠外汇，那广义货币发行（信贷扩张）靠什么？ 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一方面将房地产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大力投资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电力以及城市里地铁、供电、供水的基础设施，这成为中国广义货币扩张的两条腿，并一直持续迄今。 房地产扩张信贷（广义货币）途径，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房地产贷款＋房地产企业贷款，而基础设施建设扩张信贷，则依赖于大量国有企业贷款＋地方政府平台贷款。

过去的20多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也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广义货币高速扩张，支撑着中国持续提升经济总量。 直到目前，中国的广义货币扩张，基本上还是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这两条腿。

2014年之后，由于中国外汇储备流入减缓，基础货币扩张开始停滞甚至收缩，由此带来了全社会通缩和地方政府债务兑付危机。这该怎么办呢？ 央妈开始飙英语了。 2014年，央行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这两个拗口的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后来又开设了抵押补充贷款（PSL），并配套制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与常备借贷便利抵押品管理指引》，此举标志着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开始多元化，也意味着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再次转向。

SLF、MLF的抵押品，最开始要求是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AAA级公司信用债。但在2014年底，人民银行在山东、广东开展信贷资产质押和央行内部评级试点，将优质的信贷资产纳入央行合格抵押品范围。到了2015年10月，试点区域的经验被推广至全国，这意味着中国的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大门重新开启。

2014年7月，央行向国开行注入为期3年1万亿元的PSL，用于支持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安居工程、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这是带有精准滴灌性质的一种再贷款——也就是说，各大城镇实施的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安居贷款，成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一个渠道。 2015年5月，中国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再度扩容，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文，将地方债纳入国库现金管理的抵押品范围，纳入SLF、MLF和PSL的合格抵押品范围，而鉴于中国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规模，意味着人民币基础货币来源的重大转变：地方政府债务成为新发行的基础货币最重要的来源。

2016年，央行扩大抵押补充贷款（PSL）的对象和范围，创设扶贫再贷款并实施比支农再贷款更优惠的利率。 2018年6月，央行决定适当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新增的担保品包括了：

1）不低于AA级的小微、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

2）A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包括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

3）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

这个决定，意味着涉及绿色、三农的垃圾债，也成为了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来源。 再次放开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同时屡次扩大抵押品范围，让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渠道从80％以上的外汇，逐渐转向国内的各种贷款和债券，在央妈资产负债表上的体现，就是“对银行债权”的规模和占比，都持续扩大（见下图）。

这一次的碳减排支持工具，其实就是再次扩大抵押品的范畴，因为要求用减排量作为贷款的基础，这就意味着二氧化碳的排放权，成为中国新的基础货币来源。

将碳排放权纳入货币发行，中国并非唯一。 就在几个月前，欧央行（ECB）也曾表示，将进一步将气候变化考虑纳入其货币政策框架，扩大其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宏观经济建模、统计和货币政策方面的分析能力，同时在信息披露、风险评估、抵押品框架与资产购买等领域，按照气候因素予以区别对待。 这意味着，欧元也在考虑将碳排放权纳入欧元的基础货币发行。

为应对一直饱受诟病的“漂绿”（Green Washing，企业将自己洗白为低碳环保企业）现象，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出台新的“欧洲绿色债券标准”（European Green Bond Standard，简称EUGBS），以维护绿债市场。 由此推想，未来中国也很有可能出台自己的绿色贷款或绿色债券标准。 在金本位时期，人们普遍会关注纸币的含金量，有人不免畅想了，未来有一天，人们会不会关注纸币的“含碳量”…… 甚至有人想到，过去中国用外汇做货币基础，而土地和房地产贷款则是广义货币扩张的基础，如果，碳排放权将成为企业贷款的基础，未来的人民币将会紧紧绑定碳排放。

不过，也许是我比较保守，我个人对“碳货币”的前景并不是很看好——虽然我个人硕士专业就是环保这块儿，而且我的同学中，也有不少人从事碳排放这块儿的工作。 短期并不看好的原因在于，当前阶段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价格太低，根本不足以支撑当代天量的信用货币发行，作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过去的4个月里，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总额仅为11亿元，这个规模，不及央妈随便操作一个逆回购的1／N——除非碳排放权的价格，像比特币价格上涨那样，从现在的几十元一吨，上涨到几万元，几十万元一吨，由此再来充当基础货币还差不多，但这个可能性又基本没有（多种几棵树就可以实现碳排放的减少）。 更重要的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众来说，生存都是第一位的，碳排放权恰恰是在限制人们过上更好更舒适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说其实与人性相悖。

你怎么能想象，就在不久的将来，人们愿意为了减少碳排放，不再住漂亮的房子，不再使用高耗能交通工具，不再使用各种高耗能的商品？ 远期也并不看好的原因在于，人类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虽然有科学证实，但是，这种涉及远期而且非常宏大的概念，其实是非常不确定的，还有很多人根本不认可这事儿（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选择退群），因为各种利益杯葛，各国政府也很难就此达成一致。

更重要的是，从远期看，碳排放权作为一个各国政府所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与当代的信用货币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普通人也很难在心底里把它当成财富存储的载体。如果只是政府在强推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在久远的时间里，很难在人们心目中真正建立信用。 相比被各国政府100％控制在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权，我个人还是更愿意相信比特币、黄金这些非政府的、分布式的资产，更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范围内的货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