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新基建二氧化碳排放量较传统基建减少7.24%

9月29日，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绿色和平与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联合发布《新基建综合效益探究——基于绿色与包容性复苏框架的评估分析》报告（下称《报告》），对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新基建相关政策进展及特征进行梳理，并从经济、环境、就业和社会四大方面对2020年新基建投资效益进行综合测算和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新基建投资对经济、就业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在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较传统基建减少7.24%。

2020年以来，“两新一重”的政策组合正在成为政策与投资重点。9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新基建的顶层设计正逐步完。

善。《报告》主要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王克表示，“短期内，新基建的投资既应该发挥刺激经济复苏、补齐“卡脖子”技术短板的作用，也需要谨防高碳锁定效益，防止高碳排和高能耗的基建项目混入。长期来看，新基建应当为产业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就业稳定供给，以及城乡就业结构优化等经济社会转型提供解决思路。”

新基建的涵盖范围从窄至宽可分为核心圈、核心拓展圈以及扩展圈。新基建的“新”主要体现在以新技术发展与运用为依托带来的在产业业态、投融资模式以及治理模式上的改变。

通过分析新基建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报告》显示，在相同的1.8万亿元投资额约束下，新基建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增加值系数大的行业表现平平，因此其投资乘数（1.17）略低于传统基建（1.32）。但新基建在通信电子业、电气制造业产值规模上有较强的拉动力，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能够发挥积极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新基建在电子芯片、集成电路等相关技术方面对国外通信电子业产品的进口需求（1869.98亿元）远高于传统基建情景下的327.64亿元，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瓶颈尚待解决。

2020年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新增投资可拉动的各行业产值（单位：亿元）

在环境效益方面，《报告》指出，新基建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有所减少，较传统基建减少1348.3万吨，减排率约为7.24%。但是，由于新基建投资仍然依赖于电力、金属冶炼业、石油炼焦、化学品业和煤炭采选业等高耗能行业，其上游与高耗能产业密切相关，新基建投资的减排潜力的发挥仍然受到其上游产业“高碳锁定”的影响。同时，在“3060“气候目标下，新基建的投资也将面临更严格的低碳考验。

对此，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杨心然表示：“未来新基建的发展规划需要更明确的低碳采购标准，同时其绿色内核的提质应从新基建目标行业供应链上游的能效优化出发，片面强调新基建投资目标行业的节能效益会低估新基建在建设过程中的能耗与排放成本。”

2020年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新增投资可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万吨）

在就业效益方面，《报告》显示，新基建带动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479万人左右，占该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40.38%，略少于传统基建，但前者拉动的产值比传统基建多约300亿元，因而单位新增就业人数创造的产值更高。分行业来看，新基建在通讯电子业等高附加值产业的就业拉动效益较为显著。

从社会福利来看，《报告》表明，新基建的投资对各行业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收入均有改善，但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相较于传统基建更大。新基建对电气制造业和通信电子业的收入增幅贡献最大，分别达到9.60%与7.05%，两行业的从业者的平均收入将受益于新基建投资。

此外，通过比较不同投资组合情景的基尼系数变动率发现，5G、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化基建设施的大规模投入，其产生的技术外溢和学习效应能够减轻信息落差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

通过对七大类新基建进行的横向对比分析，《报告》指出，2020年，同等投资额条件下，城际高铁、特高压对GDP拉动贡献最大；充电桩和城际高铁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最高；城际高铁和人工智能可以最有力的促进城镇就业。

2020年七类新基建每亿元投资的经济、环境、就业与社会效益比较

基于《报告》对新基建内涵边界、发展目标以及效益评估的解读，《报告》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各级发展与改革部门、工业与信息化部门、生态环境部门，以及规划与研究单位参考：

一、进一步完善新基建发展顶层设计，制定新基建一揽子发展规划，明确发展定位、理念与重点；

二、明晰新基建边界，制定出台新基建包含的产业名录与项目类型；

三、完善协调机制，注重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的融合发展。合理把握建设力度和节奏，供需匹配，可以适度超前，但要避免过度建设和重复建设；

四、制定新基建绿色标准，完善绿色金融等投资途径，推动新基建绿色发展；

五、扩宽新基建政策中社会包容性的内涵，发挥新基建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潜质，平衡人的能动性与新技术之间的平衡；

六、在新基建领域完善并推行PPP模式，发挥市场主体力量，拓宽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