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结构低碳转型压力犹存

　　日前，在以“低碳能源转型，赋能经济发展”的国是论坛上，多位业内专家对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及下一步转型任务展开了讨论。与会专家认为，目前我国面临低碳能源转型的巨大压力，控煤反弹、政策机制不健全、清洁能源出力有限等难题也亟待解决。同时，还需在市场机制、政策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从而实现低碳能源转型，及能源结构的优化。

　　“两条腿”并行压力大

　　自2018年12月以来，《巴黎协定》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清华大学气侯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指出，要实现《巴黎协定》中全球平均气温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的目标，就必须尽快扭转温室气体排放趋势，令其快速下降。但按照各国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还将处于上升状态，这距离2摄氏度控温目标仍有100多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减排缺口。

　　同时，在《巴黎协定》的基础上，我国也提出了自主贡献目标：到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升到20%。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尽早实现达峰。针对这些目标，何建坤认为，我国亟待加速能源结构转型，加强节能降碳力度。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戴彦德认为，我国目前面临着从“高碳到低碳，低碳到无碳”两条腿并行的巨大压力。“我国还没有完成从高碳能源到低碳能源的第一次能源转型，目前能源消费中60%仍是煤炭，而全球其他主要国家已经完成了由高碳到低碳的转型。” 戴彦德指出，“现阶段，其他国家的转型目标是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实现由低碳到无碳，而我国是既要实现由高碳到低碳，又要同时实现由低碳到无碳。”

　　对此，戴彦德进一步分析，我国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通过能效提升严控煤炭消费量，同时优化能源结构。“最理想的能源结构是非化石能源占比50%，天然气占20%-25%，油气占比为35%，煤只占到10%-15%。”与会专家表示，就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来说，无疑还有着巨大差距。

　　实现低碳能源转型挑战多

　　在我国能源低碳转型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多位与会专家分析，目前我国实现能源结构优化还面临着用煤反弹、清洁能源发展缓慢、政策机制不健全等多重挑战。

　　何建坤表示，2005年-2013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形势，已经得到了抑制，但近年来又出现了用煤反弹的情况。据他分析，在2013年前，我国能源消费年增长率约为6%，2013年-2018年下降为2.2%左右，二氧化碳排放年增长率也从2013年之前的5.4%下降到不足1%。但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后，我国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又有所反弹。2018年和2017年比，能源消费增长3.4%，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也超过了2%。“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情况下，某些地方又扩张了高耗能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升了高耗能原材料产品的需求，因此使能源消费的增长有所反弹。”

　　戴彦德认为，清洁能源可持续开发能力有限也是我国实现能源结构优化的挑战之一。“目前，在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中，水电占比约为66%，但水电不像其他能源那样可持续增长。理论上，我国水电可开发容量是5亿千瓦，现在已经开发了3.5亿千瓦。另外，虽然这几年核电有所发展，但其后续发展也面临着不少困难。”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指出，目前我国能源低碳发展的诸多瓶颈并不在技术，而在于体制本身。“体制问题已经阻碍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现阶段必须深化改革。” 邹骥认为，目前我国能源的投资回报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都存在问题。“投资回报来源于政府补贴，而政府补贴就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升高，这些是我们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健全市场完善政策是关键

　　邹骥指出，要实现能源转型，降低煤电利用小时数，就要解决转型成本如何分担、转型措施是否到位、地方财政来源以及是否有足够资金进行青年职工的转型培训等问题。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彤认为，我国能源政策制定和实施应该在能源转型的大框架下去考虑，应符合能源转型的逻辑、方向和要求。“现在很多以推进能源转型为目标的政策，实际上并不符合能源转型的逻辑和方向。比如，为了实现20%的非化石能源占比目标，就要想办法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哪个地方有可再生能源就去开发。除了市场的自然替代，如果以补贴的方式来实现优化能源结构，就要考虑哪种方式更合适，更符合未来的转型方向和成本。”

　　国际级能源署中国办公室项目官员李想分析称，电力转型需要从市场机制、电力灵活性等方面着手。“我国目前的电力体系还是计划体系，由政府部门确定发电计划，这造成了新能源发电小时数的流失。比如，在发电出力较大情况下，火电要承担一定的发电小时数，新能源反而无法大力发电，就会导致一定的弃光弃风率。”李想表示，“在西方国家成熟的电力市场中，存在一种经济调度机制。在这一机制下，每次调度都会选择调度系统里成本最低的电源。“这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并且支持了电力系统转型。”

　　李想认为，电力灵活性也不应局限于发电侧。“实际上从电源、电网、用户侧以及储能等环节都可以加强灵活性。比如，电网方面的智能电表装置、需求侧的响应等。目前的电力系统还在将传统的火电、核电作为基荷电源，而未来电力系统的基荷概念会发生变化，比如煤电机组，将来会作为调峰。”

　　“如果把灵活性作为未来电力系统转型的基石，再辅以储能、需求侧响应等手段，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结构就可以实现。”李想称。（本报实习记者 杨晓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