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依靠自由市场 来解决碳排放和全球变暖问题

将要过去的这个夏天，欧洲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高温。热浪迫使法国4000多所没有安装空调的学校停课，巴黎的气温一度飙到42.3℃，倒是意外带热了“madeinChina”的电风扇。梁小民则记得，1960年代他在北京读中学时，30℃的天已经算是超高温了，可现在的北京，夏天气温达到40℃也已让人见怪不怪。仅从普通人的直观感受来说，“全球气候变暖”也很难说是一个谎言。但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些外国政要还是会否定这个看上去显而易见的事实，其中包括捷克前总统，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我不否认气候变化，但它可能会再变回来”“不想为此耗费数万亿美元、导致数百万人失业”，特朗普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2017年6月，美国将前总统奥巴马在气候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一笔勾销，突然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然而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被颁给了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D·Nordhaus），一位在气候经济学上有着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学者。颁奖礼后，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和公共政策教授贾斯丁·沃尔弗斯感慨，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刚刚警告人们必须采取行动，诺德豪斯就得了诺奖，“这个时机，堪称完美”。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诺德豪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专著《气候赌场：全球变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经济学》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首发式。哈佛大学原校长、曾担任过美国政府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这样评论此书：“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诺德豪斯是全世界思路最清晰、最有学识，同时也是最严谨的思想家之一。从这本书中，我们能获得的具有洞察力的观点和睿智的建议，远胜于许多图书馆。”

更逼近现实的预测

首发式上，译者、经济学家梁小民为在场读者做了一个为时两小时的讲座。这位年过七旬的学者兴趣多元、涉猎广泛，至今依然保持着一年300本书的阅读量。诺德豪斯的研究让他想起了《崩溃》——在那本书里，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及科普作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介绍了许多文明走向衰落的原因，其中，“玛雅文明的衰落就是因为气候和环境的因素”。梁小民还提到自己看过的灾难片《后天》《2012》《海平面上升》等，“其实这些电影里反映的，就是当气候变化突破了临界点以后所出现的一种不可预测的灾难性变化。”

目前人类面临的气候问题，主要是指气候变暖，而导致气候变暖的主因，则是温室气体排放，其中尤以二氧化碳惰性最强、最难处理。极端温度、降雨形式、风暴、积雪、河川径流等都会受气候变暖影响。工业革命前，人类生活产生的二氧化碳可以通过生态系统消化，但工业革命后，人口急剧增加，燃料的大量使用，使得整个系统已经不堪重负。

相比于玛雅古文明遭遇的覆灭和电影里世界末日的可怖景象，今天的世界似乎还没那么危险，但文艺作品给出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英国著名气候变化研究专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H.Stern）曾根据自己的估算得出结论：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在今后200年内，全球可能因气候变暖损失的成本，占GDP的5%～20%，相当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损失的总和。与特朗普一句轻描淡写的“可能会再变回来”不同，科学家们早已对气候变暖忧心忡忡。

诺德豪斯警告人们，“作为形成人类与自然在无限未来的轮廓的一种力量，全球变暖应该与暴力冲突和经济萧条等同视之”。但他也强调，扭转局面的希望还是有的，“我们刚刚进入气候赌场，还有时间全面改变，并走出来”。他的这本《气候赌场》，正是要向公众传达与气候变暖相关的自然科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内容，并提出一些可能的补救措施。

早在1970年代，诺德豪斯就已经发展出了研究气候变暖的经济学方法。在他之前，气候经济学还是一片荒芜之地，充满了不确定性，经济学家们都不敢轻易涉足。诺德豪斯建立了两个模型，即综合的气候-经济模型（DICE）以及与此相关的地区模型（RICE），那是他蜚声国际学界的关键成就，也堪称庞然大物。这两个模型，覆盖了从能源消耗、碳排放、气候变化直到经济和政策变化等各种复杂变量。之后30年间，利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新数据，诺德豪斯又不断调整分析框架，让模型逐渐逼近现实。

“相比于其他研究气候变化的理论和模型，诺德豪斯的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综合考虑了很多动态因素，因而更可靠”，梁小民说。他举了罗马俱乐部的例子与之对比。罗马俱乐部曾预言，如果到1976年人口不停止增长，人类社会将于2100年之前崩溃。在梁小民看来，这样的预言忽视了人类的自我调控能力，是以静态的眼光预测未来。诺德豪斯则充分考虑了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技术变化以及市场调节等因素。

主张政府灵活干预

如果算上合著，《气候赌场》并不是诺德豪斯的论著第一次与中国内地读者见面。首版于1948年、由保罗·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一书，对世界经济学界的影响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晚年，萨缪尔森还在不断修订这部巨著，同时，他也希望找一位有成就的年轻学者与他共同完成这个任务。当时已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诺德豪斯正是老人家挑中的人选。1985年以后的新版《经济学》，就是两人合作的成果。作为萨缪尔森的高足，诺德豪斯也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主张政府干预。“这种干预并不是事先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是一种相机行事的灵活干预。”梁小民说。

对环保，诺德豪斯也有过天马行空的想象。他曾提出一个假想，用转基因方法培育一种生态树，专吃“二氧化碳”。当然，要把这样的树种遍全世界，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作为经济学家，他最终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价格”这个市场调节工具上。只不过，碳排放的价格不同于一般商品的价格，它不能由市场决定，而必须是由政府出面干预。“我们肯定不能依靠自由市场解决办法，这意味着碳排放的零价格。”

目前，世界上并存两种碳价方案，一种是碳税，即政府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进行征税；第二种是“总量管制与交易”，即政府制定一个允许排放总量，分配给污染者，并允许污染者之间对额度进行交易。后一种方法在《京都议定书》中提出，并在欧盟得到了实际使用。诺德豪斯比较了两种方法的不同，还提出了综合之道。不过，梁小民认为，诺德豪斯还是更偏爱税收的方式。碳税的实质就是碳排放价格。

但要真正实现“碳价”的调节作用，首先要形成一个“市场”，而这个“市场”，又必须建立在全球通力合作的框架之上。曾担任卡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诺德豪斯也深知，这种跨国合作十分困难。一方面，在反对方一边，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像当年的烟草行业对禁烟者的反扑一样，这股力量正在迷惑公众；另一方面，在国际协同上，民族、国家、党派、经济团体等的利益纷争始终存在。“各国在政策事实上也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大家都希望搭上他国减排的便车，自己却不愿意放弃短期经济利益，这就构成了一种“囚徒困境”。结果是，国家之间相互扯皮，最终只是闹得不欢而散。在这本写给普通民众的书里，诺德豪斯直言不讳地对美国提出了批评，同时，他也希望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担负起更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