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相关企业1个月成立超8000家 多是赔本赚吆喝

◆ 相关数据显示，仅在今年6月17日至7月17日，全国新成立了8346家经营范围包含“垃圾、垃圾分类、垃圾回收、垃圾处理”的企业

◆ 涉足垃圾分类企业，主要集中在投放和收运环节，并探索出不同的商业创新模式

◆ 多数项目处于亏损阶段，可持续性依然有待探索

◆ 垃圾分类处理尚处于探索期，对于资本参与和商业模式创新还需继续鼓励

◆ 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进一步明晰企业和政府角色，哪些由政府主导，哪些放开给市场

◆ 企业希望政府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上发力

“每公斤干垃圾0.8元环保金奖励，本次干垃圾签收重量为6公斤。环保金可用于小区超市购物以及网上商城。”在北京市昌平区京科苑小区，北京爱分类公司的回收员给一户居民完成垃圾称重后，向居民讲到。

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上海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随后，北京、广州、深圳也逐步加入到垃圾分类推进城市的队伍中来。

在生活垃圾分类全面推进过程中，涉及垃圾分类的企业感觉“春天到了”。同时，大量资本也纷纷入场垃圾分类，各类创业项目火热，垃圾分类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天眼查数据显示，仅在今年6月17日至7月17日，全国就新成立了8346家经营范围包含“垃圾、垃圾分类、垃圾回收、垃圾处理”的企业。

但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上海、广东、山东、四川等地采访中发现，垃圾分类热闹的背后，多数项目处于亏损阶段，可持续性依然有待探索，垃圾分类生意经难念。业内人士认为，考虑到生活垃圾分类的公共属性，政府还需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明晰企业和政府角色，实现“两只手”协调发力垃圾分类。

▲ 4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区居民在体验智能垃圾分类箱 李欣摄/本刊▲ 4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区居民在体验智能垃圾分类箱 李欣摄/本刊模式创新层出不穷

“有些街道或社区缺乏垃圾分类推进经验，公司帮助制定分类推进方案，协助宣传，并与居委会、物业一起入户宣传督导。”上海绿主妇项目负责人郭文静介绍，公司主要聚焦于垃圾分类投放环节，帮助社区制定方案、宣传引导、上门监督。

在此过程中，小区购买“绿主妇”提供的智能垃圾箱，每300~500户购买一组，每组智能垃圾箱包括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四类，垃圾箱能够自动称重，并给予居民账户相应积分。积分可以用于指定商户、小区便民服务点，及“绿主妇”网上商城的消费。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生活垃圾处理主要分为投放、收运、处置等几个流程。当前涉足垃圾分类企业，主要集中在投放和收运环节，并探索出不同的商业创新模式。

不同于“绿主妇”，爱分类公司的一个业务重点是垃圾收运。爱分类公司给居民免费提供回收袋，袋子上贴有溯源二维码，方便识别居民账户，也方便追溯垃圾投放人。居民可通过电话、微信小程序预约，爱分类公司提供上门回收服务。同时，爱分类公司也鼓励居民到交投点投递湿垃圾，按重量给予积分奖励。

在成都，奥北环保公司的运营方式则是将垃圾细分为14种，居民可将回收袋投放到最近的自助投放点。奥北定期到投放点收取回收袋，后端分拣和称重后，根据袋子上的二维码识别用户身份，返还钱款。

“居民或机构如果希望参与分类，必须在微信中实名认证并交费10元购买回收袋，奥北通过这一模式吸引真正想行动的人，自助投放点由机构提供或改造。”据其董事长汪剑超介绍，奥北现有的自助点基本是用户主动找到奥北要求设立。

赔本赚吆喝

记者采访中发现，垃圾分类企业各种模式创新下，利润来源也非常多元：

可回收物的回收价值；

硬件售卖，如智能垃圾箱；

建立信息系统，为居民账户积分的同时，也为信息系统积累用户和流量，探索将流量变现；

帮助宣传推进垃圾分类，或者建立信息系统，可对居民分类情况进行数据分析，由政府购买服务。

但是，多样的商业模式创新，以及多元的利润来源，实际上并未带来真正的盈利。目前，多数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项目或企业都在亏钱。

爱分类公司当前主要收入来源是干垃圾的销售收入和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爱分类公司相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6月份，公司干垃圾的销售收入约为30万元，政府采购收入约40万元，但公司每个月人力成本和运营费用在80万元左右，另有居民的环保金支出20万元左右，处于亏损状态。“现在的用户规模是10万户左右，随着用户增多，运营边际成本的下降，有望达到盈亏平衡。”

“为了吸引居民，我们给出的回收价会略高于市场回收价格，能赚的差价变少。此外，小区可回收物存储空间小，基本上两三天就得运走，而对接的下游回收企业基本都在郊区，物流成本特别高。”郭文静向记者坦言，如今智能垃圾箱硬件销售为企业带来的收入不算多，公司将盈利寄希望于通过给更多社区提供服务的基础上，实现“流量变现”。

有投资人对当前垃圾分类市场进行分析后认为，亏损的原因在于诸多商业模式都还在探索中，其中部分明显不可持续，成熟的盈利模式尚未出现。以比较普遍的“互联网+回收”为例，其并未因触网而实现回收效率提升和回收成本降低。一些互联网公司自建运输体系及分拣中心，扣除人力和运输成本后，毛利远低于传统做废品回收的散户。而当前备受推广的上门回收，不仅没有降低运输成本，其实还增加了人力成本。此外，部分企业寄希望于“流量变现”，未来能不能走通也是未知数。

在该投资人看来，如何结束“赔本赚吆喝”的窘境，是绝大多数生活垃圾分类项目或企业面临的共同课题。

垃圾分类还需“两只手”

采访中，上海市徐汇区绿化市容局环卫科科长曹丹俊表示，一定要认识到垃圾分类所具有的公共属性，要谨防市场化运作下企业倒闭背后隐藏的垃圾分类回收隐患。

对此，多位专家和管理部门认为，垃圾分类处理尚处于探索期，对于资本参与和商业模式创新还需继续鼓励，同时，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哪些由政府主导，哪些放开给市场。

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市容局环卫科科长万振良认为，政府应保证对关键环节的把控力度。“长宁区目前正在建设湿垃圾运输的中转中心，来自各小区的湿垃圾在这里粉碎后装入集装箱，由大型货运车运至市级处理企业。可以认为中转中心是一个区湿垃圾运输链条的最核心环节，一定得由政府建设，否则将会给垃圾转运带来混乱。至于由哪家企业来运营，可以公开市场招标。”

相对于政府，企业则更希望政府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上发力，如加快可回收体系“点、站、场”建设，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郭文静介绍，“街道有了回收站之后，我们就能把可回收物暂时储存在那里，降低物流成本。回收站归属街道，但运营方可以面向市场公开招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