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特高压出口巴西重在标准输出

　　7月17日，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刘振亚与巴西国家电力公司总裁科斯塔签署了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合作协议，标志着我国特高压技术首次走出国门。根据协议，双方进一步明确将共同分享在特高压电网建设、运营和管理方面的经验，深入开展沟通和交流，为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提供人员、资金和技术等全方位的支持，致力于推动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的成功建设和实施。

　　特高压出现之前，中国在输电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与设备方面“受制于人”，在竞争中没有发言权。而现在，由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主导突破的特高压输电技术，成为迄今为止难度最大、最复杂的一项电力技术成就，这彻底扭转了我国电力工业长期跟随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被动局面，诞生了“中国标准”，实现了“中国创造”和“中国引领”。

　　近日，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在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发起的三项特高压交流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填补了特高压交流国际标准的空白。

　　目前，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已获20项国际标准主导制定权，中国特高压标准电压已成国际标准。特高压工程的创新实践让中国电力数十年来第一次在国际上抢到了制定标准的话语权，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建立了完整的特高压交直流标准体系。

　　中国特高压的创举，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许与认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主席克劳斯·乌赫勒说：“中国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中国的特高压交流电压标准将向世界推广。”IEEE秘书长詹姆斯·普兰德加斯特则表示：“中国的特高压技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是最领先的。”

　　所以特高压技术首次走出国门，出口巴西，其最重要意义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特高压“中国标准”的输出。

　　据新华网报道，7月3日，李克强总理到湖南长沙的沪昆高铁施工现场考察，听到施工负责人介绍高铁施工设备已出口海外，李克强高兴地说，中国装备、中国标准走出国门，既带动经济发展，也扬了中国人的志气！

　　在这里，李总理不仅强调中国装备要走出国门，也强调中国标准也要走出国门，这表明总理对中国技术标准走出国门予以高度重视。

　　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历来一直是欧美技术标准的一统天下，对参与海外工程承包的中资企业来说，采用欧美技术标准就意味着按中国标准设计制造的各种设备、材料全都不能用，不仅中方制造企业必须要按欧美技术标准重新设计制造各种设备与材料，还必须支付高昂费用于接受西方专业机构的技术检测与质量认证，通过之后才能被国外工程所接受和采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制造的成本，削弱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而且在工程施工中，采用中方不熟悉的欧美技术标准，严重影响施工效率，还必须接受西方公司的质量监理与各种刁难。可以说欧美技术标准己成为中国产品与中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一大障碍。

　　李总理在今年5月出访非洲数国的亮点之一是扮演“超级推销员”角色，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李总理不仅推销国产高铁动车、支线客机等中国制造高端产品，还大力推销中国技术标准。

　　李总理访非期间，中肯两国签署了肯尼亚蒙内铁路相关合作协议，蒙内铁路是东非共同体规划的东非铁路网起始段，全长480公里，全部采取中国技术标准建设，项目总金额38亿美元。中方还与与尼日利亚交通部签订尼沿海铁路项目框架合同，线路全长1385公里，全线也采用中国铁路技术标准，项目总金额131亿美元。

　　在国际竞争中，技术标准竞争是比产品竞争更高形式的竞争，正所谓一流国家输出标准，二流国家输出技术，三流国家输出产品。这两大非洲铁路项目所采用的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将在非州起到典型与示范作用，必将成为展示中国铁路技术标准的窗口，意义非凡。

　　李总理表示，中方还将在非洲设立高速铁路研发中心。其深层用意就是在非洲推广中国高铁技术标准，一旦中国铁路标准成了非洲部份区域（如东非）通行标准，也就意味着来自它国的竞争者必须与中国铁路标准“接轨”，必须按中国技术标准制定的游戏规则出牌，否则就只能在竟争中出局。

　　可以看出李总理访非一个被人忽视的重要成果是，在总理强力“推销”下，中方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产品输出，而是扩展到向非洲输出中国的“软件”即中国技术标准。有形产品输出属硬件输出，但光有硬件输出是不够的，中国在重视硬件（产品）输出同时，不能忽视无形“软件”（技术标准）的输出，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总理访非也扮演了中国“软件”（技术标准）输出的“超级推销员”角色，用中国技术标准帮助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拓展了中非经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中非双方均将从中获益。

　　中国技术标准是中国制造产品与中资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开路先锋”，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在非洲后来居上，打破欧美技术标准的垄断就是一个成功的先例。按总理说法是“扬了中国人的志气”。不仅是特高压、铁路技术标准，中国其它的技术标准也必须走出国门，有了中国技术标准“保驾护航”，才能有力提高中国产品与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上的竞争力。

　　（作者供职于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制度经济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