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低碳能源”还是继续“大石油”战略？欧美石油巨头有分歧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运动深入推进，大石油公司的战略转型日益引发关注。一家名为CDP的非营利性环保组织近期发布报告认为，全球油气行业低碳投资正处于“迟滞”状态，低碳投资在该行业2018年总资本支出中的占比仅为1.3%。这其中，各地区石油公司表现参差不齐，欧洲企业在低碳投资方面支出最多，美国和俄罗斯等地区的一些企业垫底。

　　无独有偶，《石油情报周刊》也观察到上述趋势，认为当前西方大石油公司正在对旧有商业模式进行深度再思考，不同公司的战略路径正在发生分裂。这其中，以埃克森美孚等美国石油巨头奉行的“大石油”(Big Oil)战略，和壳牌、道达尔、埃尼等欧洲公司奉行的“大能源”（Big Energy）战略已经成为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为何近年来全球石油公司战略会出现“大分流”，“大石油”和“大能源”两种模式孰优孰劣，各自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美国石油公司更青睐“大石油”战略

　　在《石油情报周刊》看来，埃克森美孚是奉行传统“大石油”模式的典型代表。作为传统石油公司的“老大”，埃克森美孚近年来的总体业绩表现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由于前些年在俄罗斯、美国页岩气以及加拿大油砂业务的投入产出不理想，2006—2018年间，埃克森美孚资本回报率从46%一路降至9%，公司过去五年来市值基本没有增长（同期标普500指数上涨70%），成为五家石油巨头中市值表现最差的公司。

　　如何摆脱在同行中的“落后”状态？埃克森美孚选择的突破口是加大对原油业务的投入。通过近年来布局美国二叠纪盆地、进入巴西深水领域以及圭亚那的深水勘探大发现，埃克森美孚进一步夯实了“石油”家底。根据《石油情报周刊》预测，该公司油气产量将在2025年达到500万桶/日（增长100万桶/日），上下游利润分别增长3倍和2倍。同期资本开支将从当前的240亿美元增长至300亿美元。

　　尽管埃克森美孚近年来在天然气和LNG业务领域采取了一些动作，但与其在石油领域的动作相比就显得“低调”了许多，与其他石油巨头的差距也在拉大。例如，该公司天然气产量占比约41%，而壳牌和道达尔接近50%。在LNG战略上，根据伍德·麦肯兹的分析，壳牌、道达尔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LNG“资源整合商”（Portfolio Player），埃克森美孚的商业模式仍然停留在“传统供应商”（Gas Monetisers）的范畴。

　　埃克森美孚近年来在发展新能源业务上基本没有大的动作，投资力度比壳牌、道达尔等欧洲公司小得多。主要原因是其认为新能源没有实质性的竞争优势。该公司目前的新能源业务主要停留在对少数前沿技术的跟踪和研究上，例如致力于通过水藻、纤维素生物质制造生物燃料的技术研究，但过去数十年来累计投资额仅2.5亿美元左右。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在CCS技术领域。埃克森美孚2016年在全球1/4的CCS项目中拥有权益，累计捕集并处理二氧化碳约630万吨（相当于100万户的家庭电力从煤电转化为气电所能节约的二氧化碳）。但发展CCS技术也充分体现了该公司长期“耕耘”化石能源产业的坚定决心。

　　另一家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也被视为是“大石油”模式的支持者。正如雪佛龙公司CEO迈克·沃斯说：“你总得出去买东西并增加些能力。”雪佛龙公司近年来和埃克森美孚一样，更青睐二叠纪低成本的石油生产。根据Rystad统计，雪佛龙公司在美国页岩资产总净现值高达720亿美元（其中二叠纪盆地资产约600亿美元），约占公司当前市值的1/3左右。公司天然气产量占比仅为37%，在五大石油巨头中位居末位。该公司在新能源业务领域投资力度也不大，仅局限于早期的技术投资，拥有极少量的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业务；公司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地热生产商，但在2016年又将其全部出售。

　　进入2018年下半年以来，两家美国石油巨头对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新能源的态度似乎有所改观。雪佛龙公司投资了一家充电公司（目前拥有5.7万个充电站，预计2025年为250万人提供充电服务）。该公司近期对遵守《巴黎协定》展现了更加积极的态度，提出在2016—2023年间，计划将把甲烷排放强度降低20%-25%，将放空燃烧强度降低25%-30%。埃克森美孚也与Orsted公司签订了250兆瓦的新能源电力协议，为该公司在得克萨斯州的油田生产提供电力支持。尽管如此，业界普遍认为美国石油巨头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远远落后于欧洲石油公司。

　　欧洲石油巨头积极践行“大能源”战略

　　与美国石油公司的“保守”相比，欧洲不少能源公司已经昂首阔步走在“大能源”的道路上。壳牌、道达尔已迈出强有力的步伐创建“大能源”组织。BP的表现虽然稍有逊色，但公司CEO戴德利称，他的公司更倾向于“大能源”一边。

　　上述公司实施“大能源”战略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要适应《巴黎协定》下更加严格的碳排放要求，努力降低公司碳强度。降低碳强度的途径首先是推进绿色生产，其次是优化能源结构，从“石油供应商”向“能源供应商”（包含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转型。而在推进天然气业务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会涉及电力生产及终端销售业务，因此“大能源”模式越来越乐于参与发电和输配业务。当然，这种模式并没有放弃石油生产（石油开采要满足低成本、低碳足迹两条标准）。

　　通过近年来的积极布局，欧洲公司的“大能源”战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从天然气及LNG业务看，壳牌、BP、道达尔三家公司天然气产量占比目前均已接近50%，BP提出2020年天然气产量占比将达到60%，壳牌未来天然气产量占比将达到70%。同时，壳牌和道达尔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LNG供应商，在液化能力和终端销售上处于领先地位。

　　上述公司在新能源领域投资也颇具雄心。壳牌2017年年报显示，该公司计划到2020年前每年对新能源业务投资10亿～20亿美元，新能源业务的研发投入将占公司研发预算的20%，同时表示公司未来30%投资是灵活的，可以随时根据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壳牌正在努力成为集电力生产、贸易和终端销售一体的电力供应商。2017年，公司累计拥有接近400兆瓦的风电装机，北美电力贸易部门管理着10.5吉瓦的电力装机。近期购买了德国sonnen储能公司100%股权。公司持续加强多样化交通能源产品供应，除推进重卡和船舶领域LNG加注业务外，2017年公司还销售90亿升混合生物柴油的汽柴油产品，并购了一家荷兰移动出行公司，与一些充电服务商开展战略合作，同时在德国、美国加州等地运营19个加氢站。2018年2月通过并购英国第一公用事业公司，可以给82.5万户的英国终端用户提供服务，这标志着壳牌开始挺进公用事业领域。

　　道达尔公司被认为是“大能源”模式的先行铺路者。公司在2015年即提出每年将投入5亿美元发展新能源业务，2016年GRP部门的资本开支占比已经达到5%，同时制定了2020年公司低碳业务现金流达到10亿美元、2035年新能源资产占比达到20%的新目标。道达尔年报显示，在具体业务布局上，公司近年来累计斥资近30亿美元收购三家光伏及储能公司股权，并在2017年制定未来5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5吉瓦的目标（近期与Orsted等公司合作在法国敦刻尔克建设一座600兆瓦装机的海上风电厂）。公司电力贸易规模不断增大，从2015年的411亿千瓦时增长至2017年的702亿千瓦时。公司旗下的能源投资基金近年来比较关注能效管理、储能及可持续交通等领域，2017年投资了从事汽车互连信息平台、公路货物运输平台等领域的创业公司。

　　BP公司曾经是新能源行业的引领者，21世纪初因提出“超越石油”的理念而声名鹊起，但近年来因应对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导致公司财务拮据，BP的新能源投入相对小了一些。BP 2017年年报显示，该公司目前在美国拥有14个风电场，累计装机达到1432兆瓦；2017年生物质发电（燃烧甘蔗渣纤维）达8.5亿千瓦时，乙醇产量达到7.76亿升。同年公司以2亿美元入股欧洲最大太阳能开发商，并表示将在数字化和交通出行领域加大投资，目前已经投资从事电动车快充等业务的创业公司。

　　“大石油”与“大能源”模式的利弊得失

　　美国和欧洲的石油公司之所以在战略上出现“分流”，与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息息相关，也与各公司既有投资组合、历史背景、企业文化以及决策层偏好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埃克森美孚之所以会成为“大石油”模式的典型，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给予解释：一是从外部环境看，埃克森美孚来自美国，该国过去很多年对遏制气候变暖问题并不太热衷，政府层面不愿做出过多的减排承诺，部分政府高官还时常对气候变暖和《巴黎协定》提出质疑，这无形中会影响到企业经营行为。二是从产业发展背景看，在美国近十年来的页岩油气革命中，由于气价长期处于低位，很多页岩气生产商陷入窘境，包括埃克森美孚并购XTO也被认为是一桩不算太成功的买卖。在美国本土众多E&P公司纷纷从页岩气向页岩油转型过程中，埃克森美孚把业务重点转向页岩油也是可以理解的。三是从企业内部发展看，以油为主的圭亚那勘探大发现（勘探从某种程度上带有偶然性），高峰产量将达到75万桶每日，这无形中将进一步巩固埃克森美孚“大石油”的地位。

　　诸多主客观的影响因素中，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思想和理念。特别是欧洲公司迈向“大能源”模式，这显然是在低碳发展理念指引下主动转型的结果。众所周知，欧洲是国际环保运动的发祥地，能源转型已经达到相当水平，该地区去化石能源趋势十分明显，这必然会对所在地区公司发展理念带来影响。从壳牌等欧洲石油公司高管“言必提”《巴黎协定》来看（笔者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听到），他们无疑是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更坚定的支持者。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从长远看真正重要的是人的理念，而不是利益。”不同理念指引下的公司，其看到未来世界的图景是不同的，做出的战略选择也不同。在埃克森美孚看来，即使世界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目标，将全球变暖温度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2040年全球石油需求仍将达到7800万桶/日。既然如此，公司只要能够提供最低成本的石油资源，就能够赢得“最适应者生存”之战。

　　而对于道达尔等欧洲公司，他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图景：未来几十年，石油需求将面临逐渐萎缩的风险，2040年之前，预计天然气需求年增长率为2%左右，电力需求增长率将超过2%；LNG需求将比天然气更大，低碳电力对电力市场的贡献也将大幅增加。在这样的情景中，全力加大对天然气、新能源等业务的投资显然是理性选择。

　　这两大模式孰优孰劣，将各自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呢？在笔者看来，由于中短期内石油市场需求仍是有保证的，选择“大石油”模式的好处，是当前能够继续从石油生产中获得稳定乃是高额的回报。但随着未来石油业务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这种模式的弊端可能是“赢在当下，却输掉未来”。

　　在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全球共识的时代，“大石油”模式蕴藏的风险已经开始显露。首先，这类公司更容易招致外界攻击。例如，埃克森美孚近年来一直因掩盖气候科学研究成果而遭到当局调查。2018年10月，纽约州起诉埃克森美孚，指控该公司淡化气候变化对其业务的潜在风险，没有在其经营活动中适当分摊成本，从而误导了股东。其次，这类公司越来越不受资本市场“待见”。2018年10月，240亿美元规模的圣弗兰西斯科养老基金宣布减持5家美国化石能源公司股票（包括阿帕奇和赫斯），数额达到8500万美元。同时该机构将另外18家能源公司列入观察名单，涉及埃克森美孚、康菲等众多知名能源公司，意味着这些公司如不采取行动改变，也将招致“减持”的命运。

　　对“大能源”类公司来说，在绿色低碳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该模式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会抢占道德制高点，在企业形象方面得到更多“加分”；一旦能源转型加速推进，这类公司无疑拥有光明前景。但“大能源”模式也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当下业务的经济性问题，二是长远的商业模式问题。

　　正如《石油情报周刊》所指出的，巨头们往往鼓吹可再生能源和电气化的发展，但对出售电力回报不及卖油的现实避而不谈。而且，把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嫁接的新商业模式也未完全成熟。随着石油公司在电力等领域涉足更深，石油公司的商务模式如何演变，未来会成为公用事业公司吗？尽管道达尔CEO潘彦磊认为不会，如此石油公司又如何建立一套区别于公用事业公司的商务模式？从目前看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总体上看，无论是选择“大石油”模式还是“大能源”模式，石油公司均要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企业决策者需要谨慎分析趋势，展现精准的执行力，拿出实实在在的业绩让投资者“买账”。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能源转型背景下，石油公司如何破解上述的“抉择之困”，这考验着石油企业家的胆识、智慧和能力。（林益楷　作者为能源研究学者，近期即将出版专著《能源大抉择——迎接能源转型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