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伟：当谈论能源转型时，我们应谈论什么？

　　能源转型意味着能源结构的变化，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自然系统与经济系统，微观、中观、宏观层面上都会有所体现。

　　微观上，一个地区的煤炭如果采光了，那么它必须实现经济模式、能源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变，比如中国辽宁的阜新地区，是最早一批煤炭资源枯竭地区与转型的试点。

　　中观上，天然气基础设施如果普及，比如在四川、重庆、甘肃等地，那么当地利用天然气的物理障碍消除，这些地区发展天然气的更大程度的利用，也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宏观上，能源的结构随着基础设施、消费升级、市场动态与技术进步也随时在变化，比如欧美发达国家上世纪50年代之后迅速的油气化，我国农村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比较快速的生物质的退出。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从薪柴到煤炭、从煤炭到油气的能源转型。今天，我们又要重提能源转型，即从化石能源到可再生能源。但朝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并不会自然发生到我们期望的水平，或者说我们面临着实现气候安全和环境改善的高目标，没有足够的时间等待自然发生的能源转型。但与此同时，朝着可再生能源转型又是必须的。因此，作为这个星球上的智慧生物，人类的政策选择和行动显得尤为重要。

　　本地污染治理不足以推动足够的能源转型

　　在国际上，我们可能听过一种说法：“可再生能源是绿色的，减轻本地污染，并且可以创造绿色就业”。

　　在国内，针对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空气污染问题，我们也听过一种说法：“未来我们不可能再大规模依赖末端治理，目前情形已经把我们逼到必须要去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这一步。只有将节能情景和深度能源结构调整相结合，才能使所有城市均可达标”。这两种说法都正确，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足够程度的能源转型能够推动本地污染治理，反之却不尽然。

　　一是已经存在直接的监管，比如广泛存在的对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控制标准以及对于汽车尾气排放的规定，那么这已经是防止污染有效果并且有效率的政策，不特别需要能源转型来进一步加强。

　　二是像汽车排放部门，是通过尾气进一步催化回收来标定法律规定的排放标准，并不会随着能源效率的提升而变化，甚至强化污染物排放标准会增加能耗，所以这方面并不存在与能源转型的“共同收益”。

　　三是减少能源消费从而减少本地污染排放，似乎只存在于那些尚未完全控制的部门，比如居民燃煤取暖。但通过局地污染的收益来论证着眼于改变能源结构的能源转型，似乎还不够充分，何况不少地区末端治理的空间仍旧非常之大。

　　因此我们说，本地污染治理需要能源转型，但需要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不能充分论证足够程度的能源转型。

　　什么能够充分论证能源转型

　　对于气候变化的讨论热度已经持续了20年，这一问题也被学者称为“从地狱来的问题”，需要全世界大范围、长时间、共同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才能缓解。2018年，长期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与综合评估的耶鲁大学教授Nordhaus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彰显了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2016年的《巴黎协定》首次提出2100年前温升大概率上控制在2度以内、努力实现1.5度的目标。2018年10月份发布的《IPCC全球升温1.5?C特别报告》更是提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C对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有明显的益处，同时还可确保社会更加可持续和公平。除此之外，联合国也制定了从2016年到2030年、涵盖减贫、教育、环境改善、生活基础设施提升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这两个目标，一个是中短期目标，具有平等、人权方面的道义高点，一个是中长期目标，具有人类生存发展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安全的重大意义。二者只能统筹兼顾，共同实现，否则将同时落空。正如联合国在讨论可持续发展目标时指出，“如不对气候变化加以控制，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的进展将发生倒退，不可能取得更多进展。

　　而能源转型是根植于这两个目标的共同需要。《全球升温1.5°C特别报告》提出，为实现1.5℃的目标，全球各国需要完成迅速、全方位的能源转型：2030年前，全球煤炭消费需至少减少2/3；2050年前煤炭发电比例需降到0%，同时可再生能源供电比例提高到85%。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和“气候行动”同样也需要通过能源转型实现。

　　能源转型无法完全自我驱动和自我实现

　　“风电光伏的发电成本已经与传统电源在同一区间；在有些地区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最便宜的选择。”——现在，这已是一句大体准确的表述，不同地区仍然存在诸多的成本动态与价格如何形成方面的细节。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17年3月的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16年，光伏项目平均合约价格已从每千度250美元跌至每千度50美元，而风电则从80美元/千度跌至40美元/千度。

　　尽管价格持续下降，但是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并没有体现出来，换言之，同样在市场中竞争的化石能源的负外部性——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损害，没有内部化到其价格当中。因此在维持煤电现有价格的情况下，即使“平价”的可再生能源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依旧是缺失的。

　　2017年，非化石电力在总电力中的比例大致为30% （风电光伏占7%）。《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2016-2030》规定，到2030年，这一比例需要上升到50%，即整整20个百分点的提升与结构变化。这基本意味着，经济性降低的条件下，风电与光伏需要上升到整个电力结构的20%-25%。

　　这一文件的出台，如果考虑到它的历史背景，我们不得不强调其重要的意义所在。因为2016-2017年不少政策文件和讲话讨论都首先说明：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不会改变。但不界定这个“相当长”与“主体”的含义，这样的表达没有足够的信息含量。

　　因此相对照而言，这短短1-2年时间显示了整个决策层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变化。然而如何真正实现当下需要实现的能源转型，需要更大程度的思维转变以及更强有力的推动。正如IPCC 第二工作组联合主席 Debra Roberts 所言“接下来的几年有可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