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F秘书长孙贤胜：解决20亿人口的用能需求，也是机会所在！

　　中国能源报：IEF的工作重点有哪些？围绕推动全球能源转型，近期有哪些举措？

　　孙贤胜：IEF的70多个成员国中既有能源消费国，又有能源生产国。IEF与联合国数据中心、IEA、OPEC等8个权威国际组织合作，可对100多个国家进行数据采集，覆盖全球90%以上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数据。

　　IEF自成立以来，在促进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政府间对话和交流、增加油气市场透明度、促进油价稳定、保障国际能源市场稳定运行与能源稳定供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围绕能源转型，我们也正结合各成员国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在能效提升、低碳、可持续发展，以及能源政策制定、技术创新、高效投资等方面开展工作，致力于搭建一个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沟通交流平台。

　　中国能源报：目前，化石能源的清洁转型有哪些趋势或特点？

　　孙贤胜：能源转型今后大致有几个方向：

　　第一，绿色、低碳、高效、可持续，这是未来的发展大趋势，不会因为各国家的不同看法而改变，但转型的速度还要取决于政策的执行力度、技术进化的速度与投资力度的大小等。

　　第二，能源转型是一个过程，不同的机构对能源的转型和发展都有各自预测，但随着能源转型的推进，结论越来越趋同。如IEF、IEA和OPEC对“到2040年，煤炭、油气消费占比仍将维持50%以上”这一结论已形成共识。

　　第三，能源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将是一个遵循各国能源资源禀赋与实际国情的综合的平衡转型，化石能源与新能源均将发挥作用。

　　第四，能源转型和能源变革要紧密结合，即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紧密结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使得能源系统调配达到最优化，整体实现能效最高、排放最低。

　　要注意的是，能源转型过程中还面临着巨大的能源可及性问题。目前全球有近20亿人口无现代能源可用，12亿人口还没有普及电，能源转型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能源使用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中国能源报：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特点是富煤缺油少气，所谓“新能源现实主义”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孙贤胜：新能源现实主义，我觉得对中国而言就是根据具体国情，采取多能互补的、综合的、混合的务实政策安排，以保证国内能源供应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单纯依靠风、光、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对中国而言并不现实。我觉得在中国，煤炭是不可能完全被替代的，这是由中国的煤炭资源禀赋特点决定的。当然如何高效、清洁使用煤炭至关重要。

　　中国能源报：要践行“新能源现实主义”，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否可以兼顾？

　　孙贤胜：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必相互排斥，二者完全可以兼顾。所谓“新能源现实主义”就是要兼顾能源安全、环境保护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再加上能源转型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如何将其有机结合起来是核心，也是难题。

　　我认为，未来，要践行“新能源现实主义”将面临三大挑战，即能源的可及性、能源投资与转型的平衡，以及科技进步的不确定性，这里技术与政策很关键。

　　中国能源报：目前，油气公司也注重向综合能源公司转型，对中国油气企业而言，转型发展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孙贤胜：我个人觉得中国油气公司的改革和转型，应该考虑几个方面：

　　首先要解决好定位，比如中石油目前定位为“国际综合性能源公司”，目前国际化做到了，业务也已涉足油气的上、中、下游各个环节，但从化石能源到可再生能源的业务延伸还只是开始。

　　其次，就传统石油主营业务产业链的优化与拓展，中国的石油公司也需根据自身情况审时度势做出转型决策。比如，传统化石能源从燃料向石油化工原料转型也是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石油公司也要顺应这一转变趋势。

　　中国能源报：中国应该如何平抑当下快速增长的天然气内需对国际天然气市场的冲击，以实现国内天然气产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孙贤胜：这也是导致“亚洲溢价”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天然气贸易有三个区域价格，一是美国的Henry Hub价格，二是欧洲的NPP价格，三是亚洲的JCC价格，这三个价格中美国最低，欧洲居中，亚洲最高。“亚洲溢价”问题的解决，还要靠加强区域合作。

　　当前，无论油气还是新能源，亚洲在能源消费市场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就天然气而言，亚洲地区需求最大，互相竞争容易抬高价格，但如果通过加强合作，建立一个区域天然气交易平台无疑可以起到平衡气价的作用。同时，亚洲国家也应加强自身的能源生产供应，增加对国际气价的内在平抑能力。

　　我认为，中国主导建立一个东北亚的区域天然气交易市场条件最成熟，但中国目前最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和配套政策，在软实力上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文丨仝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