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核电如果建在内陆？

当今世界特别是在国内，对核电站是建立在沿海还是内陆有着很大的争议，今天就随着一篇文章去看看核电站的海陆之争。

实际上，核电站的海陆之争，实质上凸显了中国能源发展的趋势、核能的布局思路与福岛核事故后公众的担忧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情况。

福岛核电站发生灾难性事故至今已经有近7年时间，但一些中国人依然吃着当时抢购的食盐。恐惧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大量囤积物资，也唤醒了他们早已藏在历史里、埋在记忆中的灾难经历。

位于今乌克兰境内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遗址，见证了1986年那场事故：被核辐射尘污染的云层一路向西，苏联西部的部分地区、西欧、东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不列颠群岛和北美东部部分地区都受到影响。在高度辐射性物质下暴露的大约60万人中，有4000人死于癌症。

在此之前，是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在法国新浪潮导演阿伦˙雷乃的电影《广岛之恋》里，核力量带来的是生命的残骸和永恒的创伤。

历史记忆让许多国家和地区谈核色变，中国社会也在需求与安全之间产生了困惑；在不得不接受核电的情势下，核电站应该建在哪里—沿海还是内陆，成为专业人士和围观者争执不休的一个问题。

1945年，有记者采访了美国一些最权威的科学家，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把核能用于和平，所有科学家当时几乎都给出了一个相同的数字：50年后。但事实上，不到10年，在50年代中期就有好几个国家建成了核电站。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争夺石油能源而起。鲁尔区的煤炭在内燃机时代远没有石油的地位重要，而石油的运输命门主要掌握在大英帝国手里。德国计划修建柏林﹣巴格达铁路，途径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将中东石油运至德国，从而绕开英国控制的海上石油线。然而铁路经过塞尔维亚时，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联手堵死了这条通道，于是，在德国的唆使下，奥匈帝国企图吞并塞尔维亚。1914年6月，塞尔维亚激进青年刺杀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打响。

19世纪快速崛起的工业国日本同样急需石油能源，按“大陆政策”先期占领了中国东北，但没有发现石油（未能勘测到大庆油田）。

1941年，美国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几个月后日本就出兵珍珠港，占领了东南亚的油田。作为岛国，日本海上运输线狭长，第二岛链很快被美军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接近尾声。

两次世界大战相距不到20年，能源格局不断被改写、刷新，直到核能的出现，给工业进程中的国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如果没有（无法占有）石油，什么能源可以代替石油？如果有（占有）石油，但是有一天用完了，什么能源可以代替石油？

从工业生产的角度看，理想的能源至少要满足4点要求：多，价格低廉，能量密度大，环保。虽然风能、太阳能都符合一定的条件，但在“能量密度”上均败给了核能。

工业生产主要是金属冶炼、机械制造、交通运输，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每天大约要消耗1000万千瓦时的电能，其它洁净能源达不到这个能量密度。按照原子裂变原理建造的核电站，单套机组的功率就能满足一座现代化城市的用电需要。

核能的原理并不复杂，当科学家发现铀-235原子核在吸收一个中子以后会分裂，放出2到3个中子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能量释放，核能就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核电站采用的均是重核裂变反应，是指一个重原子核分裂成两个或多个中等原子量的原子核，引起链式反应，从而释放能量。核电站的反应堆用来释放、控制重原子核的裂变反应，使核能一点一点转化为热能，再利用热能烧出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电。

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于1991年12月15日启动，目前已有11个核电站投入运营，5个核电站在建设之中，23个核电站确认筹建。2011年后，中国核电的步伐大幅度减缓：2010年设定的2020年核能发电目标为70~80千兆瓦，福岛核电站事故后降至58千兆瓦。即使所有在建的反应堆全部完工，中国的核能装机容量仍不足60千兆瓦。

同时，随着民众对核灾难的警惕、经济形势的变化，更大的争论开始浮出水面：核能将在中国整体能源领域占据多大的份额？中国还需不需要核能？

对政府和许多能源专家来说，中国面临的选择是：不理会公众的疑虑，修建更多的核电站；或者继续依靠煤炭，忍受与之相伴的雾霾和温室气体。

如果不扩大核电建设，会使中国约定履行的碳排放量的承诺变成空文。2014年11月12日签订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到2030年时，“清洁能源”将在中国能源生产总量中占20%。

中国已经运营的核电机组，均分布在东部沿海省份—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核电的使用占全国用电量的3.9%。到2030年，政府希望中国电力的10%来自核电。

现有核电站全部靠近海岸线是有原因的，核电站运行需要大量的冷却水，每小时至少达7万立方米。而且附近就是电力需求极大的大城市，还有可以运输、吊装大型设备的码头。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如果内部应急设施水源就会不够用，附近具备大量冷却水源就会更安全，比如福岛核事故，就使用了海水注入来保证堆芯的淹没和冷却。

为了防止地震造成的裂缝，核电站必须建在一整块完整的基岩上，这个条件已经十分苛刻，海岸线上可利用的地方几乎都利用了。核电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几乎肯定会向内陆推进，这成为反对者抗议的首要重点。

“邻避运动”也逐渐得到研究者的关注：很多中国人对住所附近的核电站表示怀疑，但原则上支持核能。在内陆地区筹建的核电站，始终让当地的居民感觉自己在承担一个“不是最优”的选择。

支持者表示，内陆核电站与濒海核电站没有什么本质差别，而且新型的第三代反应堆能够被动冷却，比以前的安全很多。另外，中国的核安全管理机构比其它监管部门更加严格，尤其是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核安全法》也已经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

中国人对核电的态度，不像西方的反对者那样满怀敌意。

201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公民面对核电政策制定者、运营方、应急人员以及行业可靠信息的提供者，都表现出了更大的“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桂珍说：“并不是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建立这些东西，而是他们担心安全，特别是在福岛之后，他们只是要求政府认真对待安全问题。”政府除了颁布法律和投入资金，也规定安置新的核电设施之前，必须先充分咨询当地居民。

关于核电科普的知识生产机制，可能还尚未达到一个完整、有效的闭环。在同一家新闻网站上，我们既可以看到评论者在“新建核电站”新闻下声称自己没有得到相关信息，或者希望该项目暂缓实行，也可以看到人们在“第三代铀技术取得突破”的新闻下欢呼雀跃，点赞送花—他们没有意识到铀技术的突破是在为核电服务。

电力结构转型的迫切，往往也是公众视野里缺失的部分。能源技术的大趋势，是化石燃料的大幅度下降，到2050年在能源供应份额中降至40%，同时还要限制全球温度上升不超过2℃。实现2℃的目标，最终还要依靠核能的转换、发电效率的提高。加上中国已经在国际上做出承诺，这一目标实际上在倒逼能源改革。

在政策中，国内的高燃煤消耗企业将被关停，中国燃煤发电比例要降至65%，目前这一数字是73%。火电降下来之后，中国明确要“推进水电开发，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大力发展风电，加快发展太阳能发电，积极发展地热能、生物质能和海洋能”。核电仅排在水电之后，可见政府对核电的肯定态度，而且水电存在着“5亿千瓦天花板”，现在已经开发了2亿千瓦。

虽然有分析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电力的需求增幅也在缩小，但除去这一因素，尚有近8%的煤电能源缺口等待弥补。以2016年全社会用电量5.9198万亿千瓦时来算，8%的比例也已相当可观。

中国也寄希望于更加安全的第三代核电技术，这包括先进的核燃料管理技术、更高的热效率、被动核安全系统、标准化设计，从而降低维护和投资成本。上世纪50年代，核电拥护者预测未来的核电将会“便宜到随便用”，而如今的现实恰恰相反，核能发电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核电站的燃料成本固然很低，建造成本却所耗不菲，成本的高昂导致核电电价远高于煤电和水电价格。

“华龙一号”是中国首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由中国核工业集团及中广核集团联合研发。

国家能源局期望通过融合两家公司的核心技术，促进中国三代自主核电技术的标准化生产，减少内部斗争和资源浪费—中国核电企业一向存在三足鼎立的局面。

2018年1月9日，台山核电站欧洲先进压水堆全球首堆工程命名揭牌仪式。30多年前，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就是中法核电合作的开始，中国当时从法国引进了技术和资金。法国对核能源的大力支持，背后是有一定的国际历史背景的。特别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之后，中法的核电合作也带有为全球提供新的发展路径的样板作用。

核电站的海陆之争，实质上凸显了中国能源发展的趋势、核能的布局思路与福岛核事故后公众的担忧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情况。这种情况并不是只在中国出现，已经发展核电、希望发展核电的国家，都正在遭遇类似的问题。显然，随着恶劣气候和空气污染的加剧，“增长的极限”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