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固废分选及资源化行业系列报告：市场篇

线性经济使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并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自然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城市生活源固体废弃物分选及资源化作为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逐渐受到国家和市场重视。陶朗循环经济研究院和科茂化学回收研究院整理多年科研和商业发展成果，撰写《中国城市固废分选及资源化行业系列报告》。本系列报告分为“行业篇”、“市场篇”、“政策篇”、“企业篇”和“技术装备篇”，本篇为第二篇：市场篇。

本篇要点：

1．“日本模式（精细化垃圾分类）”诞生于特殊时代背景，需长期公众教育，系统总成本巨大，复制难度大，不适宜在中国推广；“挪威模式（简单分类+分选+资源化）”更符合中国国情，拥有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土壤和机会。

2．分选及资源化行业在欧洲历经数十年发展，政策相对完善且市场成熟；中国过去以末端处置为主要目标，分选及资源化发展空间狭窄。近年来，国家相关政策逐步建立健全，该领域开始起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供需因素加持下，分选及资源化的经济性逐渐凸显，尤其是废塑料化学循环技术的兴起，给分选及资源化注入巨大的经济动力。

4．分选及资源化在上游固废减量化和下游资源化再利用过程中起核心枢纽作用，凭借卓越的经济效益、减碳效益、资源替代能力，将成为碳中和时代环卫固废行业的“第二增长曲线”。

5．分选及资源化市场空间巨大，每年新增市场潜力千亿级别，存量市场万亿级别，且全球最大市场在中国。

一、日本模式与挪威模式对比

业内存在日本模式（精细化垃圾分类）与挪威模式（简单分类+自动化分选+资源化）两种发展模式的讨论，陶朗循环经济研究院和科茂化学回收研究院经过研究分析，认为挪威模式更适宜中国国情，拥有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土壤和机会。

表1 日本模式和挪威模式对比

（一）日本模式——精细化垃圾分类

日本精细化垃圾分类模式诞生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策方向，投入了长期且巨大的社会成本，是长期发展逐步演变的结果，复制难度大、花费代价高、所需时间长，且回收利用率不高。从时间阶段、成本收益、目标结果等各方面考虑，日本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国情。

1. 日本模式是长期发展逐步演变的结果，精细化程度举世仅有。

早在1970年，日本政府颁布《废弃物的处理及清扫相关法律》，由于引入了垃圾焚烧以逐步替代填埋，政府要求居民将家庭垃圾分为可燃和不可燃两大类，可燃垃圾被送去焚烧以供热和发电，不可燃垃圾则被送去填埋。90年代颁布《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奠定了日本垃圾分类的基本大类，即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类垃圾、大件垃圾、电子废弃物等。

经过数十年发展，日本资源类垃圾不仅有细致的小类划分，还有极致的分类投放要求。例如：玻璃瓶要清洗干净，有塑料瓶盖的话要拆掉分别投放；牛奶盒要清洗干净后剪开；塑料瓶瓶盖瓶身和标签要分离，瓶身要洗干净再压扁，然后分别投放。

综合考虑垃圾分类大类以及资源类垃圾细分小类，日本垃圾分类投放是十几种分类投放及单独收运的复杂体系，个别地区甚至高达51类细分。

2. 日本模式建立在特殊国情基础上，且需要投入长期巨大的社会成本。

日本政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几十年长期不懈的公众宣传与教育，才能够将如此复杂的垃圾分类规则宣传到家喻户晓的地步并监督实施。

居民需按当地要求将每种细分垃圾单独装袋，并按规定时间放在指定地点，以便收运。居民要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消耗了巨大的社会成本。

另外，几乎每个细分小类都有配套的单独收集转运、资源化再生或者末端处置系统，这意味大量的物流与加工处理投入。

这样的精细化分类及投放几乎只有日本能够做到，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日本人遵从性高；二是有大量家庭主妇可以在家完成细致的分类与分别装袋，并按时间表等候收运车辆到来。

3. 日本模式没有带来很高的垃圾回收利用率。

在极致的分类情况下，日本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只有20%左右。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日本垃圾管理体系过于依赖焚烧，厨余、餐厨等有机废弃物也被划分为“可燃垃圾“而被焚烧处理；二是过去几十年日本建设了大量垃圾焚烧厂，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得到了巨额政府补贴，也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政府，使焚烧处置成为优先路径，从而阻碍了分类后的资源化和循环利用。

（二）挪威模式——简单分类+自动化分选+资源化

相较于日本模式，“简单分类+自动化分选+资源化”的挪威模式与我国现行垃圾管理模式在前端分类环节具有相似性，在收运、分选、再生环节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可复制性，能够在基本不增加民众负担和政府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升垃圾回收利用率。挪威模式已在欧洲多点开花，中国的客观条件适宜该模式推广和发展。

1. 挪威模式起源于对垃圾统筹管理的探索，初期与欧洲其他国家差别不大。

挪威模式最早发起于首都奥斯陆附近的7个城市联盟。该联盟于1991年共同出资组建了RoAF公司以统筹管理该地区垃圾分类、分选及资源化，早期与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差别不大。

2. 欧盟设定垃圾回收利用率目标，挪威模式助力提前达成。

2008年欧盟颁布《废弃物管理框架指令》，设定“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在2025年达到55%，在2035年达到65%”的目标。

RoAF公司管理地区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自21世纪初达到40%左右后，难以突破。为满足欧盟要求，RoAF公司转变了垃圾管理模式。首先，在前端取消“塑料类”垃圾袋／桶，居民不再需要单独装袋投放塑料垃圾，而是将其与其他干垃圾混合投放；其次，投放后的生活垃圾被统一收运到混合垃圾分选厂；接下来，采用自动化分选线，从进料中细分出两类金属、多种塑料、两类纸等可回收物，分别打包出售给下游资源化企业。

2014年，随着分选厂投产及“干垃圾混合收集与焚烧前分选＋资源化”模式的应用，该地区提前达成“2025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55%”的目标。

3. 挪威模式在欧洲迅速普及，促使垃圾回收利用率大幅增长。

该模式成功运营后，在挪威乃至欧洲多国得以复制推广，均取得明显效果。挪威西海岸地区垃圾管理企业IVAR迅速复制该模式，并在分选中心基础上进一步投资了本地化塑料再生加工厂。项目投产两年后，该地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56.4%，可回收物回收率从28%提升至82%，提达到现欧盟目标。此外，该项目通过“焚烧前分选”，有效避免了塑料废弃物的焚烧，每年减少3万多吨碳排放。荷兰AVR垃圾管理公司等企业也迅速跟进，很快复制该模式的成功。

这些成功案例激发了欧洲其他地区政府与垃圾管理企业的兴趣，多地区开始投建焚烧前分选中心。对分选中心的投入也为市场带来显著的再生资源原料增量，从而激发了对资源化工厂的投资，形成良性循环。近年来，欧洲塑料废弃物收集量持续增长，且越来越多进入到再生利用环节，填埋比例明显减少，焚烧比例目前维持稳定，今后也将逐步下降。

4. 挪威模式对我国垃圾管理的借鉴价值。

（1）分类环节：与我国有相似性。

挪威模式采用“可回收物+混合干垃圾＋有机垃圾”的前端分类方式，与我国当前生活垃圾四分类模式有一定相似性，皆为前端适度分类投放，这一点区别于日本的精细化分类。

（2）收运、分选、再生环节：与我国不同，具有很高借鉴价值。

挪威模式的“干垃圾混合收运+自动化分选+资源化”对我国有很高借鉴价值。挪威合并两类垃圾桶后，对混合干垃圾进行集中分选，以塑料为代表的“可回收物”回收总量显著提升，且由于自动化分选出料纯度高，是资源回收市场的高品质原料，更利于高值化再生。该模式能够在基本不增加民众负担和政府资源投入的情况下，大幅提升垃圾回收利用率，值得借鉴学习。

二、固废分选及资源化市场发展历程

作为分选及资源化行业发源地，欧洲用大半个世纪时间探索城市固废管理方式，从最初以填埋和焚烧为主，到3R理念和EPR制度兴起带来简单分类和资源化出现，再到政策提出强制要求促使分类、分选及资源化体系逐步完善。欧洲分选及资源化市场发展经历了从被动处理垃圾到科学管理垃圾，再到政策强制驱动，最终发展成熟、走向海外、引领全球的过程，值得其他国家和地区参考学习。

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主要依靠简易处理，改革开放以后卫生填埋成为主流，本世纪以来焚烧处置迅速崛起，近两年超越填埋成为主导方式。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固废管理模式都以末端处置为目标，分选及资源化发展空间狭窄。近两年，国家政策体系逐步建立健全，焚烧处置也遇到瓶颈，分选及资源化领域开始起步，现已打下很好的基础，具备蓬勃发展的潜力。

欧洲发展情况

表2 欧洲固废分选及资源化市场发展历程

（一）起始阶段：战后欧洲经济快速发展，垃圾体量快速增长，填埋和焚烧逐渐兴起。

二战结束后，欧洲进入经济重建阶段，工业生产与经济活动恢复，城镇化进程加快，消费迅速增长，城市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各国规划设立了专门的垃圾堆放场地。进入六七十年代，越来越多的专业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投入运行。

（二）发展阶段：末端处置无法根本解决垃圾问题，依托3R理念初步建立分选和资源化体系。

1. 单纯依赖末端处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3R理念被提出。

随着垃圾量不断增长，单纯依赖垃圾末端处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会陷入末端处置能力增长总是落后于垃圾产生量增长的恶性循环。在此背景下，3R理念被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即在生产和消费中把避免废弃物产生放在首位（Reduce）；如无法避免使用，则优先考虑使用后的产品及包装要循环再用，包括重复使用和再生利用（Reuse & Recycle）；只有实在无法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剩余部分，才进行末端处置（焚烧或填埋）。

2. 依托3R理念，垃圾分类投放和配套收运、分选及资源化体系开始建立。

德国是最早践行3R理念的国家之一。1986年，德国颁布《废弃物避免及处理法》，明确3R指导思想，鼓励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该法规极大推动了垃圾分类投放和与之配套的收运及资源化体系快速发展。德国城镇生活垃圾通过不同的垃圾桶/箱进行分类投放和单独收集，之后纸、玻璃等被分别送到对应的再生工厂进行利用，有机垃圾进行堆肥或厌氧发酵，剩余垃圾则进行填埋或焚烧予以末端处理。

这一阶段的生活垃圾分类还推动了针对单独收集的纸、玻璃等物料的分选+资源化的市场需求及项目投资。主要原因是，即便实行分类投放和收集，误投现象仍难避免，收集到的物料会混有目标物之外的其他杂质，必须通过分选进行去除，才能便于资源化再生加工。但这一时期的分选技术较为初级，相当程度上依赖人工分拣，机械化分选手段主要有筛分、色选、磁选、风选等。

（三）提速阶段：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被提出，政府制定回收率法定目标，促使分选及资源化体系逐步完善。

1. 为解决与日俱增的包装废弃物，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被提出。

由于包装废弃物在城市生活垃圾中占比越来越高，且具有更大的回收利用潜力，欧洲各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开始针对包装废弃物建立新的管理体系，推动减量与资源化利用。

1990年，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概念被首次提出。EPR制度指出，应将产品生产者对其产品及包装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向上游延伸到产品设计，向下游延伸到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范畴。

2. 为落地EPR，欧洲提出包装废弃物回收率法定目标，进一步促进分选+资源化体系健全、技术进步和众多企业崛起。

德国是最早落地EPR的国家之一，1991年颁布《包装法》，要求产品生产厂家以及进口商或分销商必须为其产品包装全面负责，包括回收消费后产品包装，并对其中有再生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或循环再生；还针对金属、纸、塑料、玻璃等材质的包装设定了回收率目标和考核机制。

在该制度下，生产商组成生产者责任组织来共建包装废弃物收集和回收网络，但收集到的包装废弃物往往是塑料、金属、纸基包装等多种材质的混合物，只有通过分选工艺按照不同材质及其他参数进行精细化分离，获得单一材质物料流，才能更好地进行资源化再生利用。这推动了分选技术进一步发展，因为此前分选的主要任务是针对较为单一的材质进行杂质剔除，现在分选的主要任务是对混合物料进行细分，以获得高纯度的单一材质物料，为资源化工厂提供优质进料。

经过多年发展，欧洲该领域诞生众多领先企业，如德国“绿点系统（Green Dot）”及相应运营企业得到欧洲及北美地区认可和广泛复制；爱尔兰Irish Packing Recycling公司将都柏林及周边地区40万户居民约10万吨/年包装废弃物分选出约7.5万吨/年可回收资源，用以资源化利用；意大利Montello公司在米兰、贝加莫及伦巴第部分地区回收超过15万吨/年废塑料，制成新包装、日用品及建筑材料等；德国Titech公司首先实现以近红外（NIR）光学识别+高压空气吹喷组合为技术特色的高速自动化光学分选设备研发、生产与工业化应用，相较于简单分选能够更好地满足下游资源化企业对原料的需求，该公司于21世纪初被挪威陶朗集团全资收购。

（四）成熟阶段：分选+资源化在欧洲成为生活垃主要处置路径，行业日趋成熟，领先企业纷纷出海，布局全球。

近年来，欧洲市场得到长足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仅德国就有上千个垃圾分选厂、上百个焚烧发电厂、数十个机械-生物处理厂（MBT），整个垃圾管理与资源化行业雇佣20万从业人员，创造约每年500亿欧元产值，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同时，欧洲市场孕育了一大批行业领先企业，如绿点公司已在欧洲乃至全球多个国家落地；Alba（欧绿宝）、Remondis等垃圾管理公司业务也实现国际化；以Titech/陶朗为代表的分选设备企业和以Stadler、Sutoco等为代表的分选中心整厂设计与设备集成商则强强联合，将先进技术和设备出口到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