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我从揪心旁观到主动隔离的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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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湖北人又做错了什么？可能就和我一样，因为工作，因为生活，莫名其妙有感染的风险，莫名其妙地被贴上了标签，莫名其妙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然而已经承受这场灾难最重的人，绝对不应该成为不良情绪的发泄口。
田中达也作品 Virus Block（拦防病毒）
从揪心旁观到主动隔离的九天
作者：一念
1
现在想起来，身在疫情相对较弱的陕西，对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发生根本性转变，应该是以1月20日为分水岭的。
早在1月15号左右，单位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已经开始，同事在提到时面带忧色，认为它的危险性并不像当时报道的那么简单。
然而由于此次疫病源发地在国内，对于具体状况并不是很清楚，也无法给出更多判断。
1月19日，湖北给出的疫情通报仍是“可防可控”，但在单位例行的早餐谈论时间，有医学专业的同事提出，以当前现有掌控的情况，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式，就是“封城”。
“封城？”我们几乎惊呼出声，作为九省通衢、人口过千万的武汉，封城听起来犹如天方夜谭。马上有同事否认：“不可能，怎么也不会到封城的地步！中国近代史上因为疫病封城仅有一例，而且封的是个小县城。武汉是不可能的。”另一位同事闷闷一句：“你们忘了《致命流感》这部电影了？”
大家都不说话了，这部电影被剪辑后曾经作为教学片在单位放映，大家都看过，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偷渡者，他所携带的致命病毒几乎给一个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铲车抓着几十具尸体在空中撒落的画面历历在目，一个年轻同事把饭盘一推，大声说：“好啦好啦，不说这个了，到点了，上班干活。”
中午吃饭时间，我约同事李恒去医院看望准备给心脏动手术的另一位同事刘嘉。我特别叮嘱他，戴上口罩，到病房里也不要摘掉，“特殊时期，大家都能理解。”然而放眼大街上，没有戴上口罩的占绝大多数，反而显得戴着N95的我和李衡像个异类。
我想起父母，就打了个电话提醒他们，电话里，母亲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明快，对此次疫情完全没有感知，我只能尽量把事情说得严重，连哄带吓地说服她答应不外出、戴口罩、勤洗手。
同事所在医院位于高新区，有着洛可可式的精致外观，名声不菲、收费颇昂，然而它的心内病房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不足十平米的房间被四张病床塞得满满当当，四位病人加上各自陪护共八个人挤在一起，我们几乎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问候了几句，放下礼品，我们就逃跑般的匆匆出了病房，健康的人有时很难对病人“感同身受”，反而会有种本能的逃避感和不适感，正如现在其他省人对于湖北省、武汉人的感觉。一边是同情，一边却忍不住要离得远远的。
陕西记者探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医院（图片来源：陕西日报）
2
1月23日，武汉正式宣布封城。
这一消息出现在群里时，大家几乎都惊呆了。就在前一天晚上，我还和闺蜜傅蜜蜜，一名医学博后讨论过封城的问题，她的观点也是“可行但不可能”，然而，从“有限的人传人”到全面封城，仅仅只有72个小时。
蜜蜜本来已经订好了回来的车票，约好了要一起去太白滑雪，去大雁塔广场拍汉服写真。但早在1月20日，她就决定不回来了，她在我们三个人的闺蜜群里，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目前没有特殊治疗手段，最好的防护就是隔断加隔离。
随着武汉被封城，大众对于新型冠状肺炎的恐慌达到了新的高度，大家纷纷指责武汉，为什么要去吃野味、为什么疫情通报如此滞后、为什么在对疫情已有一定认识的状况下还要举办“万家宴”？
有人po出了封城前一刻的武汉机场，每个人都面色惊惶，只要能走，随便买一个班次都行。有人在微博上晒出离开武汉后享受蓝天白云的照片，下面骂声一片，虽然谁也无法保证自己在类似的情况下，会做出什么选择。
1月23日下午，陕西确诊3例，这意味着陕西也丧失了暂时性的安全，靴子已经落地，大家在朋友圈里纷纷发出过年谢绝走亲访友的图片或段子。我们接到“假期拟赴鄂人员情况摸底表”，委婉地劝说鄂籍同事取消回家行程。
同事接到通知，全员取消休假，在岗工作。90后同事吴小倩退掉了返家的车票，我们试图安慰她，她毫不在意地笑了笑，说：“我的同学，都在医院加班加点地拼命，我这个算什么啊？”
1月24日，应该是史上最平静的大年夜。我们已经早早告知父母，今年取消所有走访，安心在家，父母表示理解。同事群里，也很少有人发声，更没有人像往年那样嘻嘻哈哈地发红包，不断攀升的疫情数字，像块沉甸甸的石头，让每个人都无法轻松。
陕西记者探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医院（图片来源：陕西日报）
3
1月25日，大年初一下午三点，我正式接到人事处通知，下午16:00，出发赴机场值班，带上身份证件和洗漱用品。我心里清楚，这是迟早的事。当年非典肆虐，几乎所有同事都在机场工作过，因为某些时候，疫情的隔断只能靠人力去扛，作为单位相对年轻的一员，我早有准备。
同一批去的有8人，包括两名医学专业的同事，与以往不同的是即使在车上，也没有人摘掉口罩，大家极力回避谈论疫情，然而三言两句，又不可避免地绕了回去。有人故作轻松地调侃：“我们小区今天停了一辆鄂字头的车，结果邻居报警了。”大家心事重重地在口罩后面发出低沉的笑声。
到了机场，同事张扬来接应我们，他一脸疲惫，从他口中我们得知，因为武汉机场已经关闭，所以本来原定在武汉降落的国际航班会分散到重庆、西安、成都等几个机场，这无形中给我们很大压力。
国际航班时间长，环境密闭，人员密度大，航班上有发病旅客会很容易传染其他人，而旅检的任务就是要把发病旅客和他的密切接触者“筛”出来，避免造成疫情进一步扩散。
说来轻松，做起来难度是很大的。因为经历了长途飞行的旅客往往都疲惫不堪，对于任何延误自己时间的行为都很排斥，事实上几乎每个在旅检工作过的小姑娘，都被乘客骂哭过。
昨天晚上，某国际航班的武汉籍旅客有发热，在他被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阴性之前，同班次的乘客都需要被留观。鉴于目前的特殊情况，很多酒店拒绝接受他们入住，张扬和其他同事只能找到一个小型室内体育场，让他们暂时待在那里，这一停留，就是一个晚上。当然，张扬也陪着他们，在体育场里坐了一夜。
“大家都还配合，除了少数人外，并没有人太为难我们，不过为难也是正常，大过年的，谁愿意被关在那个破地儿，可是我们也没办法。如果疫情从我们手里传出去，别的不说，自己这关就过不了。”张扬双眼通红，苦笑着揉脸，他已经有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1月21日，在武汉天河机场，工作人员对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图片来自网络）
4
我们8个人分成两班，我和另外三名同事上白班，晚上五点到九点，中间有夜班同事接班，再接着从凌晨四点上到早上十点。
我们很快和专家组商量出了初步方案，简单做了分工，我和一名男同事张旭阳在检疫区外维持秩序，另一名男同事和医学专业的付珊珊留在区内。
隔在我们之间的是一道门，旅客在经过这道门时，红外测温摄像头会捕捉到他们的体温并实时显示在监控屏上。体温异常的乘客会被要求再走一遍，如果继续显示异常，就会立刻有另外的同事跟进做下一步处理。
在等待航班的空隙，专家组的同事提出，为了抑制疫情扩散，在同航班所有人员体温确定正常之前，能否让所有旅客暂时不要通关。
这样建议的原因是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我们无法获知所有旅客的准确信息，如果航班上有人发病，我们只能拦截在他后面的乘客，但在他前面通关的乘客已经散落各处，很难统计。所以截止目前，经常会看到有信息提示某航班检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请同航班的乘客去指定地点接受检查。而如果现在按照专家组的建议，就能保证迅速筛查到患病乘客的密切接触者。
有同事提出异议，目前为了检疫的需要，已经放慢了开舱速度，一个航班一个航班地过检疫，如果再让整机的乘客等待至最后一个乘客监测完，恐怕会引起大面积的旅客情绪失控，同时，旅检场所有限，恐怕会引起大面积的旅客情绪失控，同时，旅检场所有限，恐怕也容不下一个航班的所有乘客。
最后商量的结果还是以疫情防控为重，旅检科的同事去和边检协调，得到的回复是可以，我们都松了口气。
24家航空公司发布涉武汉航班机票免费退改政策（图片来自网络）
航班陆续到了，我们投入工作，由于事先调整了隔离带的宽度和拐弯次数，并没有任何拥挤。我站在入口边上，每当有戴帽子的旅客走过，我都会提醒他们，请在过通道时摘掉帽子，因为测温点在额头，如果有遮挡会影响结果的准确。
可能是因为大家对疫情严重程度已有充分认识，所有的乘客都很配合。几位戴着头纱的回教妇女告诉按照她们的宗教头纱是不能摘掉的，我要求她们尽量把头纱往上掀，露出额头。有些很小的小孩子伏在父母肩头已经睡着了，头上严严实实盖着帽子。我不得不硬起心肠提醒他们，摘掉帽子，把小孩子的脸正面对着摄像头。有的小孩子梦中惊醒，哭了起来。
虽然绝大部分乘客都戴上了口罩，还是有个别人没有做任何防护，我忍不住提醒他们，在这个状态下“裸奔”是很危险的。他们嘴里嗯嗯着，脸上却不以为然。
有几名乘客复测后温度还是偏高，被其他同事带入检疫室，用水银温度计再次测温，并被询问近日有无去过武汉。如果同时符合1.体温高。2.有武汉直接或间接接触。3.呼吸道疾病特征。三个指标，就需要进一步取样测试并留观，同时通知疾控。
幸运的是，我们值班的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同时符合这三个指标的人，有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在检疫室复测体温时情绪激动，哭喊着自己没有发烧、没有生病，一个人带孩子已经很辛苦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处处针对她。付珊珊一边安慰她，一边把手放在她肩头，轻轻按了按，她慢慢安静下来。
夜里十一点多的时候，夜班同事来替我们。我们回到休息的地方，摘掉口罩，发现脸已经勒出了两道深深的印子。我不禁想到，我们才戴了七个小时，那些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医生和护士呢？
1月22日，汉口火车站，医护人员对进站旅客的体温进行检测。（图片来自网络）
5
休息了四个多小时后，1月26日凌晨四点，我们再次来到旅检现场。夜班的同事姚伟脸色疲惫，他们这个班里有航班出现了符合三个指标的人员。疑似病例已移交疾控作进一步诊断，排在她后面30多个同航班乘客被安置到了酒店。
“那她前面的旅客呢？昨天不是说要确定全部正常才能让乘客通关吗？”姚伟一脸倦容地摇了摇头。这种临时性的管控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条款依据，又涉及两个部门间的协调，实际操作难度很大。
姚伟低声说：“唉，昨天晚上被移交疾控的是个妈妈，带着孩子，在救护车里等了四个多小时，太受罪了。好在昨天留观的乘客被送到酒店了，但是有好多人从武汉旅游出来，却回不了武汉，他们并没做错什么，却都要无家可归了，唉。”他眼圈有点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点头，也“唉”了一声。
凌晨四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段里也没有出现“三标符合”的乘客。在等待乘客的间隙，付珊珊面色苍白，她有偏头痛，但昨天匆匆赶来没有带药，我让她休息，她摇摇头，低声说：“必须要有专业组人员随时在。”隔了一会，从卫生间回来，勉强笑着说：“我吐了。这下能撑住了。”
十一点左右，有其他组同事来接班，我们乘车返回西安，经过简单的洗漱，我倒头就睡。
下午六点左右，我接到同事电话，夜班同事检疫的客机上，有一名疑似病例，陕西多家媒体提示同航班的旅客和机组人员去指定地点接受检查。我不仅一怔，虽然我没有和这位乘客直接接触过，但是和姚伟他们是有近距离接触的，从公开报道来看，新肺炎接触即有风险。
我从未感觉到疾病离我如此之近，我机械地打了几个电话，告知我已经主动将自己隔离，近期任何人不要来我这里。
六点多的西安，天已经快黑了，我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感觉世界对我而言变成了一座孤岛。我想起了前几天去看望同事时医院的情景，想起群里发的其他医院的情景，在正常状况下，都觉得医院是很难让人愉快的地方，何况现在这种非常时期，如果我要被送进去，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我把信息发给了同一班的姚伟和张旭阳，姚伟很平静，他说他已经把自己隔离了，因为家里有两个孩子。张旭阳在值班群里发出了信息，没有回应。
在那则要求同航班乘客及机组人员去指定地点检查的新闻下面，有人提出，相应的地勤、海关、边检人员也应去检查，不能忘了这些给大家服务的人。
我把情况告诉了蜜蜜，她也觉得目前这种情况下，隔离是最好的方式。她说：“全当给自己放个假。”同事青苹也发来微信，说：“没事的，多喝水，多吃水果，适当锻炼。”她马上也要去旅检了，我告诉她要做好个人防护。我又给吴小倩打了电话，她认为这种有限接触致病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又叮嘱我：“隔一下吧，以防万一。”
陕西记者探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医院（图片来源：陕西日报）
6
1月27日，我机械地打开百度疫病地图，看着节节攀升的数字，苦笑了一下，原来只是一个旁观者的态度，可是当自己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时，感觉是不一样的。我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会是我。”另一个声音马上回答：“为什么不能是你？”
微信里，各种消息漫天飞，很多村子门口拉上了条幅，客气一点的是：“谢绝外村人员入内。”不客气的是“严禁入内。”有些从湖北回来的人员被反复上门排查，严重一点的，就被人骂着让滚出去。
然而湖北人又做错了什么？可能就和我一样，因为工作，因为生活，莫名其妙有感染的风险，莫名其妙地被贴上了标签，莫名其妙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然而已经承受这场灾难最重的人，绝对不应该成为不良情绪的发泄口。
我只是间接接触了一名病人，已经近乎情绪失控，那么整天面对无数病患，连续工作无眠无休的医生和护士呢，他们如何克服自己的恐惧，如何头也不回地走进隔离病房，把家人留在身后？
姚伟发了一条朋友圈，“湖北人是无辜的，看着小孩子被折腾得颠沛流离，心里很难受。”在昨天的工作中，他和另一名同事多次为那名乘客测温，填表，安抚，感染的风险最大。然而，他没有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抱怨。
蜜蜜发来信息：“亲爱的，怎么样了啊？”我笑了笑，回过去：“目前没事，在写一篇文，和自己主动隔离有关的。”她说：“太好了，等不及先睹为快啊。”
1月27日，我在群里看到一则信息，航班上的机组工作人员告知乘客，机上有武汉籍乘客需要配合检疫，乘客顿时乱成一团，有哭叫的，有嚷嚷着武汉人不要到处害人的，有抱怨机组没有事先通知的。
如果我没有在自我隔离，我不知道我在面对这些状况时，会不会也有类似的反应，可是此时，我只是笑笑，平静地关闭了视频。
在这场灾难里，很少有人能置身事外，我不知道明天会面对什么，然而，我知道，恐慌、焦虑、抱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当我敲下最后一个字符时，天已经完全黑了，那又怎样，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
陕西记者探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点医院（图片来源：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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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疫情之下：我从揪心旁观到主动隔离的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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