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一位经济学家了解到的疫情实情以及三个建议

武汉疫情到今天，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全国防控举措总体保持了稳定、及时、有力，大体情势发展已经愈加明了。但具体操作层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也愈发突显，根据我的观察，主要在三个方面：物、人、钱。

物：仍旧短缺

现在第一紧急的问题仍然是医疗物资短缺。

不仅如此，当前的短缺问题已经形成一些新问题，类似于“罗生门”。

三个方面究竟是怎么协调的？

从医护人员方面看，医疗防护用品仍旧短缺。据媒体发布信息称，1月30日15时，作为华中地区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武汉协和医院，联系其称医疗物资即将告罄。据不少一线医生说，护目镜尤其短缺。

从社会捐助方面看，社会各界捐助不断。其中，不乏大企业的大量捐助，根据公开报道，如顺丰、复星、阿里等也一直在参与医疗物资的物流运送等。当前情况是，小散捐助和运输仍在继续，但所遇的各种通关、运输、医疗物资标准等困难不少。也有一些捐助确实不符合前线要求标准。但短缺并未缓解的情况下，一线的需求仍在不断发出。

从相关分发机构看，组织团体捐助都是通过红十字会及慈善总会捐助。现在，各界纷纷发出疑问：比如，分配物资的原则是否符合疫情防治的需求？分配物资是否能及时下沉，到达一线医务人员？每天各医院的防护物资需求，是否都有及时汇总和预估分析？而媒体报道，湖北、武汉两级红十字会人手极度不足，这大概是难以处理大量物资、分发不力的重要原因。下午，有些群在流传，可以凭介绍信去红十字会领取物资。晚上红十字会辟谣。无论如何，物资分配是一项极繁重的工程。

人：警惕情绪

第二紧急问题可能是“人”，且其紧急程度或日益升高。

如果说前期主要工作是严控人的流动性，此已经取得较好控制的话，现在或到了人情绪爆发的阶段，各方开始显现“怨气”，这或会给防控带来更多、更新问题。

今日在朋友圈有病人家属伤医事件被转发，后被相关媒体报道。

“人”的问题，可能也存在三方面的困境。

从患病或可能患病人员方面看，由于当前形势紧张、医疗资源相对严重不足，有些确诊病人无法住进隔离病区，必须自己每天来回家中和医院进行治疗。而相应公共及私人交通均已基本停摆，加大就医困难。采取的“社区分诊”方式应该说方向是正确的，但基层人员防护设备、诊断试剂比较短缺，现在运力也不足，对口医疗机构的直接性也不太有，医院外隔离安置点也缺乏，帮助需要就医者有实际困难。这些都造成了需要就医者的负面情绪累积，甚至也加重了社区其他人员的恐慌情绪。

从医疗人员情形看，毋庸置疑，已经体力、精力严重透支。许多医护人员基本上是“连轴转”，实在是“熬不住”了，找到什么地方就和衣而卧，甚至直接穿着防护服就地休息。令人心疼！今日被患者家属拉扯撕打的医生，也再三表示要弱化此事报道，希望不要关注“小我”，齐心协力共同抗疫。

从全国情况看，“武汉人”的安置引发了一些社会争议。在“善待武汉人”的号召下，也有一些人担心本地亦存在资源不足的情况。

应该说，大家都很坚强，但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及后遗症值得关注。

钱：谨慎对待

第三紧急问题或是“钱”。

很多人也都关心此次重大疫情会给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总体而言，短期影响应会比较大，尤其对于服务业。目前看，餐饮业、娱乐业等都会受很大影响，有些行业几乎处于“关闭”状态。即使没有“被控制”“被限制”，人们外出就餐、看电影、聚会的意愿也极低。电影业更是因为《囧妈》放弃院线改成网上播出，引发了对于行业变革更深度的争论。长期而言，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从2003年“非典”经验看，疫情过后，服务业产生反弹，后续增长仍然看好。不宜太过悲观。

但也需要注意，当前的疫情影响与2003年“非典”期间有所不同。

一是当前疫情防控级别或远高于2003年“非典”期间。由于传染性更高，今天，西藏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至此，31省区市均启动一级响应。因此，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是更全面性的、更刚性的。

二是2003年，中国经济处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又一轮上升区间里，1998年至2007年连续十年高速增长且增速几乎一直升高。尤其是2001年中国“入世”带来“红利”，整体经济周期在“顺周期”中。因此，2003当年GDP增长仍高达10%，比2002年高出0.9%。2004年也保持了10.1%，2005年就上升到11.4%。而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换挡期”，经济增速虽然在全球属于亮眼，但总体趋势是“从高速到中高速”转换。加之全球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秩序的重整已经箭在弦上。这两年，企业都承受了不少压力。

因此，亦不宜乐观，需要谨慎对待。

三个建议

基于此，我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把“应急”的“急”是什么先厘清。

既然都是一级应急响应了，应表示会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进行应急的资源配置。而当前“应急”的主要目标当是“治病”“防病”，因此，按理说，首要应该将资源主要集中在医疗和医疗及相关后勤保障上。像是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或因人手不足导致救援物资大量积压这种状况，急需改进。其早就应该成为工作重点，因为这关系到前线医护人员的安全和患者生命安全。调拨各种资源以保证其通畅，是必须之义。其实，当前正是一个良好的机会增加慈善组织公信力。因此，无论对于当地政府或其上级全国总机构而言，都应当紧急配置资源，保证其顺利运行。而有些法律专家也指出，一些国内、海外捐助是否也可以在这些机构以外用其他渠道和名义进行捐助，值得讨论和研究。

第二，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平台来让大家急应所“急”。

今天大家也在迷惑，据媒体报道，山东寿光捐了蔬菜给武汉红十字会，红会将其上架出售，武汉红十字会回应是没有接收到捐赠。最后落实是由武汉市商务局组织武汉三大商超低于市场价销售后将款项上缴红十字会。

值此紧迫时刻，武汉各方机构、公务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全力以赴。但对于特殊时期协调效率仍旧不够高这个事实，是不是可以建立公开透明的平台来解决问题。

有些物资的生产、进口等就是不足够，在特殊时期，大家也能够理解，那么，是不是可以每天公布各医院医疗防护用品的使用情况、短缺数量、社会捐助数量、捐助品种、分发对象、分发数量。这些数据不但本来就应该都有从而不会无故增加工作量，而且公开信息有助于提高公信力，同时对于确实短缺的人力物力财力部分也不妨让社会知晓和提供帮助。对各方而言，都会是更有效率的做法。

对于人员“控制”亦是如此。政策管理要有正确的程序设计。不妨倒推一下，一个人需要就医，他应该怎么办？为避免感染和资源浪费，可以先和社区联系，进行测试。测试后若确诊，而病情上不严重，需进行隔离，那么由谁送至何处隔离。若病情严重则应送至何处抢救。这样想一想，清楚需求，才能真正清楚哪些资源应该配置给哪些人员，哪些流程应该和谁对接。而对于全市医院的就医人员、住院人员状况，也可以公开实时数据，让需要就医的人有更明白的选择，让有限的医疗、运输、社区资源有更高效的对接，也让总体协调者知道何处资源紧张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有非常多热情、热心、热血的武汉人，如果真需要社会支援人员，公开信息也利于及时征召调拨。

至于在外需要隔离的“武汉人”，很多地方都已有公开的具体联系方式、隔离定点，或可制定相应经济标准等，不至于让“病人”“逃离”，也不至于让正常人“流离”，更不能让人们“对立”，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第三，避免瞎“急”，着眼未来。

疫情一定会过去，我们有信心。

对疫情影响的评估也非常重要。

首先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当然是第一位的，科学评估也很重要。随着更多的确诊和治疗数据出现，“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固然很强，但是致死率与其他流感病毒相较究竟如何？希望相关科学研究人员能够给出越来越清晰的答案和建议。对于社会的“负面”情绪，也需要专业评估，对心理创伤予以科学的引导和治疗。

其次，疫情汹汹，当前进行一级应急响应是应有之义。但在执行中，我们发现其大体强力有效，细节或模糊不足。当然，这也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但接下来，是否应该动态公布数据同时调整评估，告知什么时候应该在什么等级，以什么数据和评估为主要标准，以及不同等级的响应都意味着什么。既要防控疫情，也要防止有些地方矫枉过正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和经济发展，并且为未来经济与生活正常化作出过渡预案。

最后，由于防控的应急响应基本在“春节”期间，有一定缓冲，而且全国调控还是很有力的，但诚如上所述，不可盲目乐观。尤其疫情若再延长，对企业的资金流是一次严峻的压力测试。各地及部委应积极筹措疫情过后的企业税费减免、深化市场化改革让利于民让位于市场、全力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强力支撑。

后记

有些问题，以后我们还需继续反思，以不断改进。让大家情绪稳定的最好办法是让大家知道已经及将会发生什么。中国这么大，问题一定也很多。找不足是为了做得更好。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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