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防控疫情？不妨善用行为科学

2019年底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2020年初席卷全国并波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引发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积极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应对武汉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和日本等国家也对中国伸出援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潜伏期长、传播力强，加之处于春节假期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特殊时期，为疫情防控带来了巨大挑战。
为了劝阻人们少出行、多防护、重隔离，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千方百计，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除了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为了防疫而采取各种行动，普通民众的身体力行和广泛参与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控制疫情跨地区传播，国务院批准延长了三天春节假期，并呼吁民众改变春节的传统庆祝行为，减少登门拜年和聚餐等集体活动。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和笔者同亲友的交流来看，人们对此次疫情的反应不一。一些人完全不把防疫当回事，并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他们不是不怕死，而是真的“无知者无畏”。比如，一位武汉女士为了到法国旅游，在明知道自己发热的情况下，仍然通过吃退烧药而通过机场体温检测，对同乘旅客和当地居民带来健康威胁。
再如，一些人在乘坐公交车时拒绝戴口罩，在多人劝阻后也不予配合。最近有报道，一些高校明文规定延期开学，但是却出现学生提前返校而导致疫情传播的情况。为了加强公共场所的疫情防控，广东省等地政府出台政策，对不戴口罩的市民采取强制措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地区和人员采取偏激的做法，以邻为壑地阻隔疫情扩散。比如，一些农村地区为了阻断疫情传播，采取很多“硬核”手段，通过粗暴封路、雷人标语等方式阻断交通。还有一些人对武汉人和湖北人进行身份歧视和“污名化”，对鄂A牌照的车辆围追堵截。
如何让更多的人群懂得自保和自爱，特别是加强农村地区的防疫工作，的确是值得关注的课题。一方面，这有赖于政府部门加强引导、教育、监督和执法，目前各地各级政府采取的主要是这方面的做法。另一方面，来自行为科学的证据也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启示。我们应该借鉴行为科学的研究证据，通过助推式的政策（nudge），使民众可以有基本的防护和自保。如果能够善加利用基于行为科学的“助推”做法，或可事半功倍地改变人们的行为，使之为防疫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行为科学与“助推”策略
公共政策的核心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干预并改变人的行为，因此理解人的行为逻辑和规律就至关重要。疫情防控同样是为了改变人的行为，比如劝服人们改变传统的过年和度假方式，通过网络拜年、居家休息、个人隔离等方式，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病毒侵扰，并减少对其他人的潜在威胁。
对于医疗保险、体检、捐献器官等对每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人在做出选择时却并没有表现出充分的理性。比如，进入公共场所戴口罩既有利于保护自己，也避免了可能对他人的传染。但是，很多人低估了不戴口罩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因此即便政府部门三令五申要求戴口罩，也可能无法改变行为习惯。
过去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都有很好的初衷，但是对民众的假定却可能是不现实的。民众对政策的反应不完全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计算，而可能是和习惯、直觉乃至条件反射有关。这些习惯和直觉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在有些时候是有益的，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可能导致行为偏差和决策失误。比如在戴口罩的问题上，很多人可能就有侥幸心理和过度自信等偏误，并使其在行为决策时出现问题。
在疫情防控这样的非常时期，政府有权力对不服从的民众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部门固然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强推”（push），但是可能成本和代价高昂而收效甚微。反倒是洞察了行为背后的逻辑和规律，通过“助推”（nudge）这样的方式进行行为干预，可能会更有效果。
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显示，人的大脑运行基于两种认知过程或双元认知系统，一种是人类自古以来进化而来的系统一，使人能够快速、无意识和自动的反应；另一种是系统二，其特点是缓慢、反思和理性的反应。
行为科学主要是对系统一进行干预，并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我们通常认为，态度决定行为，要改变人的行为，就要首先改变人的态度和观念。但是，行为科学却发现人的行为未必都是理性的，许多行为可以通过人为干预，甚至不需要去改变人的态度就可以做到。
就行为决策而言，有三种系统至关重要，分别是目标导向系统、冲动系统和习惯系统。目标导向系统是基于理性的计算而做出的行为决策，这和系统二是一致的。习惯系统属于系统一，指人们通过重复的行为而产生行为惯性，会不假思索地按习惯做事。冲动系统也属于系统一的自动行为控制，它和各种各样的情感驱动有关，并会增强或抑制目标导向系统和习惯系统的作用。理解这些行为决策系统的特征及其影响路径，就为设计有效的政策干预工具提供了科学证据。
英国政府研究院（Institute for Government）在2010年就提出了MINDSPACE的分析框架，认为可以从信使（Messenger）、激励（Incentives）、规范（Norms）、默认（Defaults）、显著（Salience）、启动（Priming）、情感（Affect）、承诺（Commitments）、自我（Ego）这九个方面设计公共政策去改变人的行为（如表1所示）。
上述九个方面都为我们理解人的行为提供了洞见，并为政府部门设计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加强防疫工作提供了启示。比如，信使指同样的信息经由不同的人来发布和传播，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和影响。对于传染病防控这样的医学问题，人们更相信健康专家而不是政府官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不设防地轻信有关钟南山院士的各种谣言，因为他是传染病防控的权威专家，他的话一言九鼎。所以，在宣传健康保护知识时，邀请专家会更有效。
再如，规范指人是社会性动物，会受到其他人的行为的强烈影响。特别是通过人际关系而形成的规范，会深刻影响人的行为。比如，如果身边的大多数人都戴口罩，那么一个人不想戴口罩就要有很大的勇气。所以，向人们传递这样的信息，告知人们多数人特别是自己身边的多数人是如何做的，会有助于引导他们做出同样的行为。
情感指我们的行为会受到情感因素的左右，让人心情愉悦的信息会鼓励人们做出对应的行为，而让我们感到恶心乃至呕吐的信息会抑制我们的某些行为。在禁烟方面，烟盒上印刷的黑肺、骷髅头等图案，会有助于人们对吸烟产生恶心感，进而可能会减少吸烟行为。就防疫工作来说，苦口婆心地劝导人们戴口罩可能未必奏效。但是，如果通过图片或视频来说明不戴口罩而可能产生的各种恶心画面，则会让人们更有可能转而戴口罩。
此外，承诺指人们会更有可能因为公开承诺而付诸行动，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的承诺会让人们言出必行。无论是设定一个“小目标”，还是立flag，都是一种承诺，会让人们克服惰性等认知缺陷，并进而采取行动。在推动人们戴口罩等行为方面，如果能够设计一些和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关联的应用程序来“打卡”或签到，可能会非常有助于维持这些健康保障行为。
“助推”个人和社区防疫的行为策略
除了MINDSPACE框架，英国行为洞见团队（Behavior Insights Team）发现政策沟通和执行最重要的，是使公共政策简单易懂（Easy），富有吸引力（Attractive），和个人发生社会关系（Social），并及时奏效（Timely），即所谓的EAST原则。这些原则也同上述启示类似，都是抓住人们的认知特征并对症下药，进而设计出事半功倍的政策干预工具。
在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政府发出“封城”通知后，并没有提供更多的指示。比方说，把车站、机场、码头全部封闭之后，希望当地人怎么做？短短几句话，信息量太少，容易引起恐慌。从“封城”通知发出之后到正式封城期间，不少人连夜离城，这样反倒有可能加剧病情传播。如果能够换一种方式进行信息发布，更加透明、全面和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进行沟通，相信会更容易安抚民众，并使他们对政府防疫工作更有信心。
对于个人防护而言，可以按照行为科学和“助推”策略进行类似的政策设计，使人们容易理解应该怎么做，使人们意识到不这样做会危害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并使其能够成为人人乐见的行为。相对于文字而言，图片和视频等多媒体更富有吸引力，并能够产生更强的政策影响。对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可以通过推荐算法修改，多推荐简单易行的疫情防控知识，通过“抖知识”来让农村地区缺乏意识的人们尽可能改变行为，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大。
实际上，目前国内外政府采取的防疫工作已经吸收了这些原则，或者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比如，为了减少跨地区的人员流动所带来的病毒传播风险，交通运输部门很快在1月24日就出台了免费退票政策，为人们减少出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再如，为了鼓励人们主动报告病情和就医，各地政府部门都为患者提供免费诊疗，这就会有助于人们积极配合。
由此可见，行为科学产生的证据为我们改变人的行为提供了许多洞见，而它们都可以经过改造或微调而应用于疫情防控。需要说明的是，行为科学所倡导的一些主张并非要取代政府的传统政策措施，而是为其提供强化政策效果的途径。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行为科学来重新理解政策发挥作用的逻辑，并借助行为科学来增强政策的效果。这些行为科学倡导的做法常常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而很多决策者对此一无所知，所以需要将其纳入政府部门的工具箱。
当然，从长远而言，我们需要培育和提升民众的公民意识，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好公民”。所谓好公民，就是在遵纪守法的基础上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和行动能力，愿意参与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政策的讨论，并愿意身体力行地参与社区和公共服务。就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防控而言，则是要培育“卫生公民精神”（health citizenship）。
卫生公民精神是公民与国家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即国家要为民众的健康负责，要通过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来保障民众的健康。但是，卫生公民精神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公共卫生中的“公共”，意味着一个人的健康看似是私人问题，实则有很强的公共性。特别是对传染病防控而言，如果有些人不注意个人卫生和防护，就可能成为病毒传染源并危害其他人的健康。
在人类的历史上，梅毒、肺结核等传染病都使人们更加注重卫生公民精神的概念，既强调公民获得政府保障其健康的权利，也凸显民众为保障公共卫生而必须承担的必要义务。我们也期待人们能够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进一步提升卫生公民精神，使我们不必重蹈覆辙和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惨痛的教训。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